这“合适的机会”,直到乾隆驾崩才来。嘉庆四年,乾隆刚死,嘉庆就迫不及待地要收拾和珅。可和珅是乾隆的“宠臣”,又手握大权,嘉庆有点没底,就找刘墉商量。刘墉给嘉庆出了个主意:“先削了和珅的兵权,再查他的贪腐证据,最后公布罪状,让他没翻身的机会。”嘉庆照着做,果然顺利扳倒了和珅,抄出了八亿两白银的家产——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收入。
扳倒和珅后,嘉庆对刘墉赞不绝口:“刘爱卿真是朕的智囊!”刘墉却谦虚地说:“这都是皇上英明,臣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其实谁都知道,要是没有刘墉这些年“收集”的和珅罪证,没有他出的主意,嘉庆未必能这么快搞定和珅。这就是刘墉的“智慧”——不急于一时,懂得“等待时机”,一旦出手,就稳准狠。
不过,民间可不管这些“权谋”,他们只知道“刘罗锅帮着皇帝收拾了大贪官和珅”,于是又给刘墉加了“功臣”的标签。到了民国,刘墉的故事更是被编成了小说、评书,甚至电影,“刘罗锅”的形象彻底深入人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符号”之一。
第四章书法“隐藏技能”:被官场耽误的“书法大师”
很多人只知道刘墉是“清官”“斗和珅的高手”,却不知道他还有个“隐藏技能”——书法。在清朝书法界,刘墉可是跟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的“四大家”,连乾隆都收藏过他的书法作品,还夸他“书法冠绝一时”。
刘墉的书法,走的是“颜体”路子,但又有自己的风格。颜体讲究“雄浑大气”,刘墉却在雄浑里加了点“圆润”,看起来既有力道,又不生硬,被人称为“浓墨宰相”——因为他写字爱用浓墨,墨色厚重,跟他的为人一样“沉稳”。
他学书法的过程,跟他当官一样“较真”。小时候,他爹刘统勋就让他每天写一百个大字、两百个小字,要是写不好,就不准吃饭。有次他写“福”字,把“示字旁”写歪了,刘统勋二话不说,把他的笔扔了:“写字跟做人一样,歪歪扭扭的,像话吗?”刘墉只好饿着肚子重写,直到写得工工整整才吃饭。从那以后,他写字再也不敢马虎。
后来当官了,不管多忙,刘墉每天都要练一个时辰的书法。在地方任职时,他经常帮老百姓写对联、匾额,而且分文不取。有次一个老木匠请他写“鲁班庙”的匾额,刘墉写完后,老木匠要给他送木匠工具当谢礼,刘墉笑着收下了:“这比银子值钱,我正好用它修修家里的桌子。”
刘墉的书法,在当时就很“值钱”。有个盐商想请他写一幅中堂,愿意出一千两银子,刘墉却拒绝了:“我的字卖给老百姓不要钱,卖给你们这些富商,给再多钱也不写。”可要是遇到志同道合的文人,他倒愿意主动送字。有次他跟纪晓岚一起喝酒,纪晓岚说:“你的字越来越有味道了,给我写一幅呗?”刘墉当场铺纸研墨,写了首杜甫的诗,还题了款:“晓岚吾兄雅正,刘墉戏笔。”纪晓岚把这幅字当成宝贝,天天挂在书房里。
乾隆也很喜欢刘墉的书法,经常让他在宫里写匾额。故宫里的“太极殿”“长春宫”等匾额,都是刘墉写的。有次乾隆让刘墉写一幅《兰亭序》,刘墉写完后,乾隆越看越喜欢,居然把自己收藏的王羲之真迹拿出来,跟刘墉的字放在一起展览。大臣们都羡慕不已:“刘大人的字,能跟书圣的真迹放一起,这待遇太高了!”
刘墉的书法不仅“好看”,还藏着他的“人生哲学”。他写的字,看似圆润,实则筋骨分明——就像他的为人,表面上“随和”,实则“有底线”;看似“糊涂”,实则“精明”。有位书法评论家说:“刘墉的字,是‘外圆内方’,跟他的官场之道一模一样。”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到了晚年,刘墉的书法更是“炉火纯青”,被人称为“墨猪”——不是说他的字像猪一样笨拙,而是说他的字“肥而不腻,厚而不滞”,就像刚出锅的红烧肉,看着油润,吃起来却爽口。当时的文人都以能得到刘墉的字为荣,甚至有“家有刘墉字,不算穷人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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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刘墉自己却不把书法当“炫耀的资本”。他说:“写字就是个爱好,跟种地、做饭一样,没必要看得太重。要是为了出名、卖钱写字,那字就没灵魂了。”这种“淡泊名利”的态度,反而让他的书法更有“灵魂”。
如今,刘墉的书法作品成了收藏界的“香饽饽”。2019年,他的一幅《行书七言联》在拍卖会上拍出了1610万元的高价。可要是刘墉知道了,说不定会笑着说:“当年我给老百姓写对联,一分钱都不要,现在怎么这么值钱?真是怪事。”
其实不怪,因为他的字里,藏着的不仅是书法技巧,更是他的“人品”——清廉、正直、沉稳、通透。人们收藏他的字,不光是因为字写得好,更是因为敬佩他这个人。就像有人说的:“刘墉的字,是‘字如其人’最好的写照。”
第五章晚年“躺平”与身后名:从“官场人”到“民间神”
嘉庆四年,扳倒和珅后,刘墉已经77岁了。按说他立了大功,嘉庆应该给他“加官进爵”,可刘墉却主动“请辞”:“臣年纪大了,眼睛花了,耳朵也背了,不能再给皇上办事了,想回家养老。”嘉庆舍不得他,说:“刘爱卿再帮朕几年,等朕熟悉了朝政再说。”刘墉只好留下,但也从“实权派”变成了“顾问型”官员——不用天天上朝,有大事才请他进宫商量。
这段时间的刘墉,算是真正“躺平”了。每天早上起来练书法,上午看看书,下午跟纪晓岚、朱珪等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晚上早点睡觉,日子过得相当悠闲。有人问他:“您当了一辈子官,现在闲下来会不会不习惯?”刘墉笑着说:“当官是责任,闲下来是福气,有啥不习惯的?以前天天跟和珅斗,现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不过,刘墉的“躺平”不是“摆烂”,而是“功成身退”。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了,与其占着位置不办事,不如让给年轻人。这种“知进退”的智慧,在官场里很少见。嘉庆也很懂他,经常派人给他送补品,还问他:“宫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您尽管说,朕让人给您送去。”刘墉每次都推辞:“皇上有心了,臣啥都不缺,只要朝廷安稳,老百姓过得好,臣就满足了。”
嘉庆九年,刘墉病逝,享年85岁。嘉庆得知消息后,很伤心,亲自去刘墉家吊唁,还下旨追赠他“太子太保”,谥号“文清”——“文”是对文官的最高评价,“清”是夸他清廉,这两个字,算是对刘墉一生最好的总结。
刘墉死后,民间的“造神运动”更是达到了高潮。评书、戏曲里的刘墉,不仅能断案,还能“飞天遁地”,甚至能“预测未来”。有个评书里说,刘墉小时候遇到过神仙,给了他“慧眼”,能看穿人心——这显然是瞎编的,但老百姓就爱听。为啥?因为刘墉的形象,满足了老百姓对“好官”的所有想象:有智慧,能办事,清廉正直,还能跟坏人斗到底。
不过,正史里的刘墉,可比民间传说里“真实”多了。他不是“神”,也有缺点:比如年轻时也曾因为“办事不力”被乾隆罚过;比如晚年为了自保,也曾“装糊涂”;比如他虽然清廉,但也不是“一贫如洗”,家里有不少田产——毕竟他是大官,俸禄不低,只是不贪赃枉法而已。
但这些缺点,反而让刘墉更“可爱”。他不是完美的“圣人”,只是个“有底线、有智慧、会变通”的普通人。他知道官场险恶,所以学会了“保护自己”;他知道百姓疾苦,所以愿意“为民做主”;他知道人生有限,所以懂得“功成身退”。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刘墉,大概就是“职场天花板”——从“星二代”靠自己打拼,一步步做到“高管”;面对“职场霸凌”(和珅),不硬碰硬,用智慧化解;有“核心技能”(书法),还能“跨界出圈”;晚年懂得“急流勇退”,不留遗憾。
而且,刘墉的“走红”,不是靠“炒作”,而是靠“实力”。他在地方任职时,整顿吏治、追缴亏空、安抚民心,干的都是实事;他在京城时,敢跟和珅斗,维护了官场的“清流”风气;他的书法,成了清朝书法界的“标杆”。这些“硬实力”,才是他被后人记住的根本原因。
如今,提到刘墉,人们还是会想到“刘罗锅”,想到他跟和珅的“斗智斗勇”,想到他的“清廉”。虽然民间传说有很多“水分”,但刘墉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那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有担当”。不管是当官还是做人,这都是最宝贵的品质。
或许,刘墉自己也没想到,他死后会被老百姓“神化”成这样。但要是他知道,自己的故事能让老百姓相信“好人有好报”“正义能战胜邪恶”,他大概会笑着说:“行,这‘罗锅’没白当。”
这就是刘墉的一生:活得真实,干得踏实,死后被传得“神乎其神”。他不是完美的英雄,却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在官场里守住了本心,在民间留下了口碑的“官场老油条”,一个被书法耽误的“清官”,一个被民间神化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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