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大清“卷王”的逆袭与纠结史
第一章学霸的逆袭前传:七次高考的“落榜专业户”
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湖南湘乡,曾家算不上名门望族,顶多算个“殷实农户PLUS版”——有几亩地,不愁温饱,但想靠家世出人头地,门儿都没有。曾国藩的老爹曾麟书,是个典型的“执念型考生”,从十六岁考到四十三岁,才勉强混上个秀才,堪称“科举界的愚公”。或许是老爹把“坚持到底”的基因拉满了,曾国藩打小就被摁在书桌前,开启了“背书到天亮”的童年。
但老天爷没给曾国藩开“天才外挂”。史料里说他“器宇卓荦,不谐于俗”,翻译过来就是“看着挺稳重,脑子转得不算快”。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真假难考,但特符合他的人设):某天夜里,小曾国藩在屋里背《岳阳楼记》,背了一遍又一遍,愣是记不住。房梁上藏着个小偷,本来等着他睡了偷东西,结果听来听去,小偷都会背了,曾国藩还没背下来。小偷气得跳下来,把文章从头到尾背了一遍,骂了句“你这笨蛋还读书?”扭头就走。
这段子虽夸张,却戳中了曾国藩早年的痛点:他是真的“笨”,至少在应试这件事上,天赋远不如同龄人。从十四岁第一次考秀才开始,他就成了考场的“常客”——常客,指的是“落榜常客”。一次、两次、三次……直到第六次,他依然名落孙山,甚至被考官当众批评“文理太浅”,把他的卷子当成“反面教材”挂出来示众。
换别人早弃疗了,但曾国藩继承了老爹的“轴”。他没怨天尤人,反而拿着那份“反面教材”反复琢磨:考官说我文理浅,到底浅在哪儿?是审题不准还是表达不清?他把自己过去的卷子和录取的范文对比,像解剖麻雀一样分析,终于摸出了门道——原来科举考试不是比谁有才华,是比谁懂“套路”。第七次赶考,曾国藩调整策略,果然一举中了秀才。这年,他二十四岁,比老爹中秀才还早了十九年。
别小看这个秀才,这可是曾家“科举零的突破”。尝到甜头的曾国藩像开了窍,第二年考举人,一次性过关;又过了一年,进京考进士,虽然没中,但名次不差;再等一年,道光十八年,他第三次冲击进士,终于金榜题名,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消息传回湘乡,曾家炸了锅。要知道,整个湘乡县百年来,能考上进士的没几个。曾国藩这只“慢鸟”,终于凭着一股“死磕到底”的劲儿,飞出了山窝窝。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经的“落榜专业户”,将来会成为大清的“中兴第一名臣”。而他早年“笨鸟先飞”的经历,也成了他一辈子的底色——不相信捷径,只认“下笨功夫”。
第二章京圈打工人:从“边缘菜鸟”到“官场清流”
刚进北京的曾国藩,活脱脱一个“湘乡土包子”。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一群出身名门、谈吐风雅的京官里,显得格格不入。当时他的官职是“翰林院庶吉士”,说白了就是“储备干部”,没实权,俸禄低,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京圈不好混,尤其是在翰林院这个“学霸集中营”。这里的官员不是状元就是榜眼,要么是世家子弟,个个博览群书、能言善辩。曾国藩刚来时,想跟人聊学问,一张嘴就露怯;想参与官场应酬,又没钱请客送礼。有次他去拜访一位前辈,因为穿着寒酸,被门房拦在外面,晾了半个时辰才被放行,全程还被人家用眼角瞟。
换作别人,可能会赶紧琢磨“搞关系”“混圈子”,但曾国藩的脑回路是:既然比不过出身和口才,那就比“努力”。他给自己制定了一套“魔鬼自律计划”,取名《日课十二条》,堪称清朝版“自我提升手册”:每天早起,练字一小时,读经史子集,写日记反思,还要练口才——甚至规定自己“不说废话”“不闲聊八卦”。
更狠的是,他的日记不是随便写写,而是“公开处刑”。他把日记抄给朋友看,让大家帮他挑错。有次他在日记里骂自己“见人媚态,心中厌恶,却又忍不住附和,真乃虚伪小人”,还把这话拿给老乡看,搞得对方都不好意思。这种“自虐式反思”,让他在短短几年里飞速成长:学问上,他拜在理学大师唐鉴门下,吃透了程朱理学;为人处世上,他改掉了早年的急躁脾气,变得沉稳宽厚。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迎来了仕途的“火箭式提拔”。这一年,他从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连升四级,跳到了从二品的礼部右侍郎。要知道,清朝官员正常升迁,从四品到从二品至少要十年,他只用了五年,堪称“官场奇迹”。
为啥升这么快?一来是他真有本事,写的奏折逻辑清晰、观点独到,道光皇帝很赏识;二来是他人缘好,虽然不搞“利益勾兑”,但待人真诚,朋友有难他必帮,京官们都愿意给他说好话。比如有个叫刘蓉的穷书生,曾国藩不仅请他吃饭,还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一半,后来刘蓉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还有个叫郭嵩焘的老乡,科举不顺,曾国藩手把手教他写文章,帮他打通人脉,后来郭嵩焘成了中国首任驻英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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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曾国藩在京圈始终保持着“清流”本色。当时官场腐败成风,送礼、站队是常态,但他从不掺和。有次过年,下属给他送了两斤茶叶,他硬是折成银子给人送回去,还说“我的俸禄够吃够穿,不用额外馈赠”。这种“不合群”的坚持,虽然让他得罪了一些贪官,但也让他在官场上攒下了“刚正不阿”的名声。
这十年京官生涯,曾国藩从一个“边缘菜鸟”变成了“官场红人”,但他没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写道:“官场如戏场,得意时不可忘形,失意时不可丧志。”这话成了他后来宦海沉浮的“座右铭”。
第三章湘军创业记:被逼出来的“民间武装CEO”
咸丰二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他按规矩回乡丁忧。本想安安静静守孝,没想到太平天国运动闹得正凶。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湖南,清军的绿营兵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咸丰皇帝急得跳脚,下旨让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也就是地方民兵,协助清军打仗。
接到圣旨时,曾国藩是拒绝的。一来他是文官,从没带过兵;二来团练这活儿不好干,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还容易得罪地方官。但架不住皇帝催、老乡劝,再加上看到太平军烧杀抢掠,他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办团练的第一天,曾国藩就犯了难。绿营兵为啥不行?因为士兵都是“混子”,平时喝酒赌博,打仗时跑最快,军官还克扣军饷。曾国藩下定决心:要办就办一支不一样的军队,彻底抛弃绿营的旧规矩。
他的“创业思路”很清奇,总结起来就三个字:选、练、筹。
先说“选”,也就是招兵。曾国藩不招城市里的流民,专挑乡下的农民,尤其是山民。他说:“农民朴实能吃苦,听话肯卖命,流民油滑惯了,靠不住。”招军官更严格,必须是“书生+乡绅”的组合——书生有文化,懂谋略;乡绅有威望,能管住人。他的头号大将罗泽南,就是个教书先生,后来成了湘军的“灵魂人物”。招兵时,曾国藩还会亲自面试,看面相、问家境,要是看着油头滑脑,立马淘汰。有次一个壮汉来报名,说自己能打十个,曾国藩问他“为啥当兵”,壮汉说“想抢点钱”,当场就被赶出去了。
再说“练”,也就是训练。曾国藩给湘军制定了“魔鬼训练计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然后练刀枪棍棒,下午练阵法,晚上还要学文化——是的,你没看错,士兵还要读书。他让军官给士兵讲《论语》《孟子》,教他们“忠君爱国”,还编了首《水师得胜歌》,把打仗的规矩编成顺口溜,让士兵边唱边记。比如“不要慌,不要忙,听我唱个得胜歌”“遇贼先放炮,对准再开枪”,简单易懂,效果还好。他还规定,士兵不许喝酒赌博,不许欺负百姓,违反了轻则打板子,重则砍头。有次一个士兵抢了老乡的鸡,曾国藩二话不说,拉到营门口斩首示众,从此湘军军纪严得出名。
最难的是“筹”,也就是搞钱。朝廷不给经费,曾国藩只能自己想办法。一开始他找地方官要,结果人家要么哭穷,要么敷衍。有个湖南巡抚,表面上支持他,暗地里却扣他的粮饷,气得曾国藩当场拍了桌子。没办法,他只能搞“创新融资”:一是“劝捐”,找富商和乡绅募捐,给捐得多的人发“荣誉证书”,比如“九品顶戴”;二是“厘金”,在交通要道设卡收税,过往商人按比例交一笔钱。这两种方法虽然挨了不少骂,但总算把军饷凑够了。有次为了筹钱,曾国藩亲自去见一个富商,硬生生陪聊了三个时辰,富商被他磨得没办法,只好捐了五千两银子。
湘军刚成立时,没人看好。绿营兵嘲笑他们是“乡巴佬军队”,地方官等着看他们笑话。咸丰四年,湘军打了第一场大仗——靖港之战,结果大败。太平军几炮打过来,湘军士兵吓得跳河逃跑,曾国藩气得要跳水自杀,被手下死死拉住。
这次惨败让曾国藩痛定思痛,他在日记里写了整整三页反思,总结出“指挥不当、阵法混乱”两大问题。他重新调整战术,发明了“结硬寨,打呆仗”的打法:不管打哪儿,先挖战壕、筑堡垒,把自己保护起来,再慢慢消耗敌人。这打法看着“笨”,却正好克制太平军的“流寇战术”。后来打九江、安庆,湘军就靠这招,硬生生把太平军耗垮了。
从一支没人看好的“民间武装”,到后来的“大清主力”,曾国藩的“创业路”走得异常艰难。但他凭着“选对人、练强兵、筹够钱”的铁三角,硬是把湘军打造成了当时最能打的军队。而他“打落牙齿和血吞”的韧性,也在一次次失败中愈发凸显。
第四章战场版“极限挑战”:与太平军的十年拉锯战
如果说湘军创业是“新手村任务”,那跟太平军正面硬刚,就是“地狱级副本”。从咸丰四年到同治三年,整整十年,曾国藩带领湘军跟太平军死磕,打了无数硬仗、恶仗,好几次都差点把自己搭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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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咸丰四年的湘潭之战,这是湘军的“翻身仗”。靖港大败后,曾国藩被朝廷骂得狗血淋头,甚至有人建议撤销湘军。就在这时候,罗泽南率领湘军主力在湘潭打了个大胜仗,歼灭太平军一万多人。消息传来,曾国藩激动得哭了,赶紧写奏折报喜。咸丰皇帝本来挺生气,看到奏折后立马转怒为喜,朱批“甚慰朕怀”,还给湘军拨了一笔赏银。这一战,让湘军彻底站稳了脚跟,也让曾国藩从“待罪之身”变成了“有功之臣”。
但太平军可不是软柿子。他们的领袖洪秀全、杨秀清,虽然后期昏庸,但前期确实能打,手下还有石达开这样的“战神级”将领。咸丰五年,石达开在湖口大败湘军水师,把曾国藩的座船都给抢了。曾国藩又急又气,再次跳水自杀,幸好被部下救了上来。这次失败比靖港之战还惨,湘军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只能退守南昌,被太平军围了整整半年。
被困南昌的日子,是曾国藩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外有太平军攻城,内有地方官刁难,粮饷也快断了。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写道:“日夜忧惧,不知死所。”但他没放弃,一边组织士兵守城,一边派人出去搬救兵,还亲自带头吃粗粮,跟士兵同甘共苦。有个士兵饿晕了,曾国藩把自己仅剩的半块干粮给他吃,士兵感动得磕头流泪。就这样,湘军硬是撑到了援兵到来,解了南昌之围。
咸丰六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天京事变”,杨秀清、韦昌辉互相残杀,石达开负气出走。这对曾国藩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他抓住机会,率军收复了武汉、九江等重镇,湘军的势力越来越大。但他没骄傲,反而提醒部下:“太平军内乱,正是我们练兵的好时机,不可急于求成。”
真正的决战,是咸丰十年开始的安庆之战。安庆是太平天国的“西大门”,只要拿下安庆,天京(南京)就暴露在湘军眼皮底下。洪秀全派了李秀成、陈玉成两大主力来救,曾国藩则派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死死围住安庆,执行他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曾国荃也继承了哥哥的“轴”,挖了三道战壕,筑了三道堡垒,不管太平军怎么进攻,就是不后退。
这场仗打了整整一年,双方死伤惨重。太平军多次冲锋,尸体堆得像小山一样,湘军也快撑不住了,粮饷断绝,士兵们只能吃野菜。曾国荃写信给曾国藩,说“再无粮饷,恐军心动摇”,曾国藩回信就一句话:“挺住,就是胜利。”他一边派人四处筹粮,一边亲自到前线鼓舞士气。最终,湘军攻破安庆城,陈玉成战死,太平天国元气大伤。
安庆之战后,曾国藩被封为两江总督,成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但他知道,硬仗还在后头——攻打天京。同治元年,曾国荃率军包围天京,这场仗比安庆之战更惨烈。太平军在城里坚守了两年多,湘军久攻不下,朝廷催得紧,曾国荃压力山大,头发都白了。曾国藩多次写信安慰他:“凡事不可急躁,慢慢来,总能拿下。”
同治三年七月,湘军终于攻破天京,洪秀全早已病死,他的儿子洪天贵福被俘虏,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消息传到北京,同治皇帝龙颜大悦,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这是清朝开国以来,文官封侯的第一人。
十年拉锯战,曾国藩从一个文官变成了“军事统帅”,湘军也从一支地方团练变成了大清的“救命稻草”。但他心里清楚,这场胜利是用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功成之日,亦是忧惧之时。”这种“居安思危”的心态,让他在后来的政治漩涡中,一次次化险为夷。
第五章官场“生存术”:在权力漩涡里走钢丝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手握湘军三十万,掌控两江、直隶等富庶之地,朝廷封官加爵,百姓称他“曾公”,甚至有人劝他“称帝”。但曾国藩却吓得浑身发抖,他知道,“功高震主”是官场大忌,历朝历代,功臣鲜有善终的。
当时的清朝,内忧外患不断,慈禧太后掌权,对曾国藩这样的“权臣”既倚重又忌惮。有个叫王闿运的文人,偷偷找到曾国藩,劝他“取而代之”,说“湘军上下只认您,不认朝廷”。曾国藩听完,脸色煞白,赶紧把王闿运赶走,还写了句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表明自己绝无谋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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