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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李鸿章（第1页）

李鸿章：晚清“裱糊匠”的职场生存与时代困局

第一章科举路上的“卷王”初长成：从秀才到曾府“实习生”

道光三年的安徽合肥，李家添了个男娃，取名鸿章，字渐甫。谁也没料到，这个哭起来嗓门格外洪亮的婴儿，将来会成为晚清政坛“流量顶流”——当然，是褒贬参半的那种。李家算不上顶级豪门，但也是书香门第，父亲李文安是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们能把“科举”这条独木桥走通。李鸿章打小就被按在书桌前，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典型的学霸配置”。

不过学霸也有叛逆期。少年李鸿章长得眉清目秀，却偏偏爱舞枪弄棒，跟街坊小孩组队“模拟打仗”，每次都自封“大将军”，指挥得有模有样。父亲见他“不务正业”，拿着戒尺追着打，他倒振振有词：“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得懂兵法，不然怎么管兵？”这话听着不着边际，倒也隐约透出点“实用主义”的苗头——后来他一辈子都没丢过这个特质。

道光二十年，17岁的李鸿章考中秀才，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但科举这东西，越往上越“卷”。考举人时，他一连考了两次才中，还是个“副榜”，相当于“候补举人”，这让心高气傲的他颇受打击。好在他运气不错，父亲李文安此时已入仕，在京城结识了曾国藩等大佬。道光二十四年，李鸿章揣着父亲的推荐信，背着一箱子书北上京城，准备冲击进士，顺便“拜码头”。

初到京城的李鸿章像个“职场新人”，一边啃书本备考，一边忙着结交权贵。他文笔好，写的诗豪放大气，比如“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搁现在绝对能刷爆朋友圈。这首诗传到了曾国藩耳朵里，老曾当即拍板：“这小子有野心，值得培养。”于是，李鸿章顺理成章地成了曾国藩幕府里的“实习生”。

在曾府的日子，堪称李鸿章的“职场特训营”。曾国藩对他要求极严，比如吃饭不能挑食，开会不能迟到，写奏折得反复修改十遍。有一次，李鸿章睡懒觉错过了早饭，曾国藩直接下令“不开饭”，饿着肚子教育他：“成大事者，先戒懒！”还有一回，他写的奏折被曾国藩改得面目全非，连标点符号都改了，气得他当场摔了笔，可回头一看，改后的内容确实字字珠玑，只好乖乖认错。

这段“实习经历”让李鸿章脱胎换骨。他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了“稳扎稳打”的做事风格，也学会了“识人用人”的套路。更重要的是，他摸清了晚清官场的“潜规则”——光有才华不行，还得有靠山，光有靠山也不行，还得会办事。道光二十七年，24岁的李鸿章终于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正式开启了他的“官场生涯”。此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未来等待他的不是“封侯拜相”的荣光，而是一个烂摊子和数不清的“锅”。

第二章团练场上的“创业路”：从“炮灰”到“淮军创始人”

李鸿章刚在翰林院站稳脚跟，太平天国运动就闹得沸沸扬扬。咸丰三年，太平军攻破安庆，逼近合肥，安徽巡抚蒋文庆脑袋搬家。朝廷急得跳脚，下令各地官员“办团练”，也就是组织地方武装“自救”。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奉命在合肥办团练，可老书生不懂打仗，没多久就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忧愤而死。

父死子继，李鸿章临危受命，回家乡接手团练。可他一个刚出翰林院的“文弱书生”，哪有兵权和威望？当地的乡绅豪强表面客气，背地里根本不把他放眼里，给他的兵都是些老弱残兵，武器更是锄头镰刀混搭。第一次跟太平军交手，李鸿章信心满满地带着“杂牌军”冲锋，结果被太平军一顿胖揍，差点成了“炮灰”，连官印都丢了，灰溜溜地躲进了山里。

这次“创业失败”让李鸿章明白：没自己的“嫡系部队”，就是别人手里的棋子。他痛定思痛，开始“挖人”——找的都是自己的老乡、亲戚、发小，比如刘铭传、潘鼎新这些后来的淮军名将，都是他这时用“兄弟义气”拉来的。这些人虽然出身草根，有的还是土匪，但打仗勇猛，对李鸿章绝对忠诚。

可光有人没人没钱没装备，还是白搭。李鸿章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曾国藩“要资源”。此时曾国藩已是湘军统帅，手握重兵。老曾早就看出李鸿章是块“打仗的料”，只是缺个机会，于是给了他三千湘军精锐当“种子部队”，还拨了一笔军饷，嘱咐他：“练兵要狠，用人要准，打仗要活。”

拿到“启动资金”的李鸿章如虎添翼。他在安庆招募安徽老乡，按照湘军的模式训练，取名“淮军”。这支部队有个鲜明特点：“乡土气息浓，战斗风格野”。士兵们都穿着短衣窄袖，脚踩草鞋，跟湘军的“正规军”打扮截然不同，被人嘲笑是“叫花子军”。可别小看这些“叫花子”，他们熟悉南方地形，打起仗来敢拼命，尤其是刘铭传的“铭字营”，堪称淮军“王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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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真正的“出道战”是上海保卫战。同治元年，太平军李秀成率十万大军围攻上海，上海的洋人和富商急得团团转，花重金请曾国藩派兵救援。曾国藩本来想派弟弟曾国荃去，可曾国荃一门心思要攻天京（南京），死活不去。李鸿章趁机主动请缨：“我去！”

可从安庆到上海，一路上都是太平军的地盘，怎么过去？李鸿章想了个“损招”——雇洋人的轮船，偷偷把淮军运到上海。当八千淮军穿着草鞋、扛着土枪，从洋轮上下来时，上海的洋人和官员都看傻了，心里直犯嘀咕：“就这队伍，能守住上海？”李鸿章不管别人怎么看，一到上海就“搞钱搞枪”：一方面跟洋人借高利贷，一方面买洋枪洋炮，还请洋人当教官。

没过多久，李秀成的大军就打来了。淮军初战不利，好几座营寨都被攻破了。李鸿章急得满嘴起泡，跑到刘铭传的营里督战，拔出刀往地上一插：“今天退一步，就砍头！”刘铭传也是个狠人，光着膀子提着刀就冲了上去，士兵们见状也跟着玩命。恰逢洋枪队（后来的“常胜军”）从侧面夹击，太平军腹背受敌，只好撤退。这一战，淮军打出了名气，再也没人敢叫他们“叫花子军”了。

此后，李鸿章带着淮军一路开挂：攻苏州、打常州、围天京，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选手”。尤其是苏州杀降事件，虽然让他背上了“背信弃义”的骂名，但也彻底瓦解了太平军在苏南的抵抗。同治三年，天京被攻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李鸿章因功被封为一等肃毅伯，从“团练头子”一跃成为晚清政坛的“当红炸子鸡”。这时候的他大概觉得，自己的“职场巅峰”就要来了——可他不知道，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第三章洋务运动的“基建狂魔”：左手工厂，右手海军

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算是彻底“出圈”了，朝廷把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可站在权力的台阶上，他看到的不是盛世景象，而是满眼的“落后”：洋人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撞，洋商垄断了中国的贸易，连老百姓用的钉子、火柴都得靠进口，美其名曰“洋钉”“洋火”。

李鸿章睡不着觉了，他给朝廷写了封奏折，里面有句名言：“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简单说就是：要想不被欺负，就得搞“工业化”，自己造枪造炮造轮船。这就是后来的“洋务运动”，李鸿章成了这场运动的“总工程师”。

他的第一步是“建工厂”。同治四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军事工业基地，专门造枪炮、弹药、轮船。为了建这个厂，他几乎掏空了腰包，不仅把淮军的军饷贴进去，还跟上海的商人“化缘”。工厂刚建起来时，连个像样的机床都没有，他就派容闳去美国买设备，又请洋工程师来指导。没过几年，江南制造总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的轮船“恬吉号”，虽然比洋人的轮船慢了点，但李鸿章还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亲自登船试航，逢人就说：“咱中国人也能造轮船了！”

除了军事工业，李鸿章还搞“民用企业”，说白了就是“赚钱养军工”。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跟洋人的轮船公司抢生意。刚开始，招商局的船又旧又少，根本没人愿意坐。李鸿章想了个招：给漕运（官府运粮食的船）垄断权，还减免税收。这下洋人的生意被抢了不少，英美轮船公司气得跳脚，想跟招商局“价格战”。李鸿章更狠，直接把招商局的股票分给朝廷大臣，让他们“站台”，最后逼得洋人只好跟招商局“合作”。

后来，他又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开滦煤矿的前身）、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批民用企业，涉及采矿、通讯、纺织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就像晚清的“经济特区”，虽然技术和管理还很落后，但毕竟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不过，这些企业也沾了不少官场的“坏毛病”，比如贪污腐败、效率低下。有一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把公款拿去嫖赌，厂子差点倒闭，李鸿章气得把他革职查办，可治标不治本——这就是他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

办工厂的同时，李鸿章还盯上了“海军”。他深知，洋人都是从海上打进来的，没有强大的海军，再厉害的陆军也白搭。光绪元年，他开始筹建北洋水师，每年从朝廷要几百万两银子，买洋舰、建军港、办学堂。当时的北洋水师有多牛？拥有“定远”“镇远”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是亚洲最大的军舰，舰队总吨位排名世界第九、亚洲第一。李鸿章每次视察北洋水师，都觉得底气十足，甚至放出话：“有北洋水师在，洋人不敢轻易动兵。”

可光鲜的背后全是窟窿。朝廷拿不出足够的钱，慈禧太后还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导致北洋水师后期连炮弹都买不起。更要命的是，水师的军官大多是“关系户”，有的连基本的航海知识都没有，士兵更是纪律涣散，军舰上居然养着鸡鸭，炮管里塞着杂物。李鸿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上书朝廷要经费、整军纪，可没人当回事——大家都觉得，洋人大老远来，打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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