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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 张之洞（第2页）

到了光绪末年，湖北的新式学堂有两百多所，学生超过一万人，是全国新式教育最发达的省份。后来的辛亥革命，很多骨干都是张之洞办的学堂里出来的——估计张之洞自己也没想到，他办教育是为了“保大清”，最后却培养出了“反大清”的人。

3.3修铁路、办银行：把武汉变成“东方芝加哥”

张之洞督鄂十六年，不仅办工厂、兴教育，还搞基础设施建设，把武汉从一个普通的省城，变成了“东方芝加哥”。

最值得说的是修铁路。当时朝廷计划修卢汉铁路（从北京卢沟桥到武汉汉口），张之洞主动请缨，负责南段的修建。修铁路要占地、要花钱，还得和洋人打交道。有人反对：“修铁路会破坏风水，还会让洋人趁机入侵。”张之洞反驳：“风水能当饭吃？能挡洋人的军舰？铁路修好了，运兵、运粮都方便，这才是真的保家卫国！”

他亲自勘察路线，和地方官协商占地补偿，还创办了湖北官钱局（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发行纸币，解决铁路的资金问题。整整花了十年，卢汉铁路南段终于通车。通车那天，武汉万人空巷，老百姓围着火车看稀奇，有人摸着火车头说：“这铁疙瘩跑得比马还快，张大人真是办了件大好事！”

除了铁路，张之洞还修马路、建码头、办电报局，让武汉成了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当时的武汉，外国商人云集，工厂烟囱林立，连上海的商人都羡慕地说：“如今的武汉，比上海还热闹！”

第四章晚年的坚守与无奈：在变法与守旧中“走钢丝”

4.1戊戌变法中的“墙头草”？其实是“务实派”的算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爆发，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图强，光绪皇帝大力支持，而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当时的官员要么站变法派，要么站守旧派，只有张之洞左右为难。

其实张之洞是支持变法的，他早就写过《劝学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保留儒家的根本，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变法刚开始，他还主动给康有为写信，说“变法是好事，我支持你们”，甚至捐了五千两银子给强学会。

可后来康有为、梁启超要“废科举、改官制、裁冗员”，张之洞就慌了——废科举会得罪天下的读书人，改官制会得罪守旧派的官员，这简直是“自杀式变法”。他赶紧给光绪皇帝写奏折，说“变法要慢慢来，不能一刀切”，还和康有为划清界限，说“我和他不是一路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守旧派要清算变法派，有人揭发张之洞给强学会捐过钱。张之洞吓得赶紧把《劝学篇》献给慈禧，说“我这书是主张维护大清的，和康有为的邪说不一样”。慈禧看了《劝学篇》，觉得张之洞虽然支持变法，但还是“忠心耿耿”的，就没追究他的责任。

有人骂张之洞是“墙头草”，可他自己却说：“变法是为了保大清，不是为了送大清去死。康有为那套太激进，只会把事情搞砸。”其实张之洞的算计很简单：他要的是“务实的变法”，而不是“冒险的革命”。

4.2义和团运动中的“神操作”：东南互保，保住半壁江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脑子一热，向十一国宣战，还命令各省督抚“杀洋人、灭洋教”。当时的北方，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八国联军趁机入侵，北京城乱成一团。

南方的督抚们都慌了：跟着慈禧宣战，肯定打不过洋人，到时候南方也得遭殃；不宣战，就是“抗旨”，要杀头的。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张之洞站了出来，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搞了个“东南互保”——南方各省不参与宣战，不杀洋人，洋人也不进攻南方。

这招简直是“顶风作案”，有人说张之洞要“谋反”。可张之洞理直气壮：“朝廷的命令是错的，我们不能跟着错。保住南方的百姓和实业，才是真的忠于国家。”他一边和洋人谈判，保证保护洋人的生命财产；一边派兵镇压南方的义和团，防止局势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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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烧杀抢掠，北方一片狼藉，而南方却安然无恙，工厂照开，学堂照办。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不仅没怪罪张之洞，还夸他“顾全大局”——毕竟要是南方也乱了，大清就真的完了。张之洞这步“险棋”，硬生生保住了大清的半壁江山。

4.3新政中的“老黄牛”：拖着病体办“最后一件实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北京后，终于想通了，开始搞“清末新政”，派张之洞和袁世凯一起主持。当时的张之洞已经六十五岁了，得了严重的胃病，吃不下饭，连走路都要有人扶，可他还是硬撑着干活。

新政的核心是“改革官制、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发展实业”，这些都是张之洞多年来想干的事。他亲自起草改革方案，和袁世凯商量编练新军的细节，还主持废除了科举制度——这个他考了十年的制度，最终由他亲手终结。

有人问他：“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命干嘛？”张之洞叹口气说：“我这辈子，从清流到洋务，从地方官到京官，就是想让大清变强。现在还有机会办点实事，就算累死也值了。”

可新政搞了没几年，张之洞的身体就垮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病倒在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来看他，他拉着慈禧的手说：“太后，新政不能停，实业不能废，人才不能丢啊！”慈禧点点头，说：“你放心，我记着了。”

没过多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掌权。载沣是个年轻人，不懂政务，还排挤袁世凯，新政搞得一团糟。张之洞气得病情加重，临终前还在喊：“国运尽矣！国运尽矣！”

第五章历史的回响：张之洞的“功与过”该怎么算？

5.1洋务派的“集大成者”：比李鸿章更懂“实业救国”

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是洋务派的代表，但两人的洋务路线不一样。李鸿章办洋务，主要是为了“求强”，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上，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北洋水师，可这些工业大多靠政府拨款，没有造血能力，一旦朝廷没钱就难以为继。

而张之洞办洋务，是“求强”和“求富”并举。他不仅办兵工厂、武备学堂，还办铁厂、纺织厂、煤矿，甚至办银行、修铁路，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比如汉阳铁厂，不仅能造铁轨，还能造钢材，供应全国的铁路建设；湖北织布局生产的布匹，能和洋布竞争，减少了进口。

更重要的是，张之洞注重“商办”，鼓励商人入股洋务企业，让企业有了自己的资金来源。他说：“官办不如商办，官督商办才是长久之计。”这种理念比李鸿章的“官办为主”先进多了。后来的民国时期，很多民族企业都是在张之洞创办的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汉阳铁厂后来变成了武汉钢铁公司，自强学堂变成了武汉大学。可以说，张之洞是真正懂“实业救国”的人。

5.2教育改革的“先驱”：一不小心培养了“革命者”

张之洞办教育，本来是为了给洋务企业培养人才，给大清培养“忠臣”，可没想到，他办的学堂里，居然走出了一大批革命者。

比如自强学堂的学生黄兴，后来成了辛亥革命的领袖；武备学堂的学生吴禄贞，是反清革命的骨干；甚至他派去日本留学的学生，比如宋教仁、蔡锷，回来后都成了推翻大清的“急先锋”。有人开玩笑说：“张之洞是大清的‘掘墓人’，还是自己亲手培养的。”

其实这也不奇怪，张之洞办的学堂教西学、讲民权，还让学生接触西方的民主思想。学生们学了这些，自然会反思：为什么大清这么落后？为什么百姓这么苦？最后得出结论：要救中国，就得推翻大清。张之洞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晚年曾说：“我办教育，本想为朝廷育才，没想到育出了‘乱党’。”可他也没办法——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5.3历史的评价：是“功臣”还是“保守派”？

张之洞去世后，有人骂他是“保守派”，因为他维护大清统治，反对激进的变法；有人夸他是“功臣”，因为他办实业、兴教育，为中国的近代化打下了基础。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张之洞就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保大清、强中国”，为了这个理想，他可以从清流变成洋务派，从“嘴炮”变成“实干家”；他可以放下和李鸿章的恩怨，一起办洋务；他可以顶着“抗旨”的风险，搞“东南互保”。他的“保守”，是怕激进的变革搞垮国家；他的“实干”，是想一点点让国家变强。

就像历史学家蒋廷黻说的：“张之洞是个好人，也是个能干事的人。他比李鸿章有理想，比康有为务实。如果大清多几个张之洞，也许不会亡得那么快。”

如今，武汉的龟山脚下，汉阳铁厂的遗址还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还能看到张之洞当年办学堂的痕迹；“汉阳造”步枪，还在博物馆里诉说着当年的故事。这些都是张之洞留给中国的遗产——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实业和教育根基。

这位晚清的“卷王”，用一辈子的时间，从“神童”到“探花”，从“清流”到“洋务派”，从“地方官”到“封疆大吏”，一直在为“强中国”而努力。虽然他没能保住大清，但他的实干精神，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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