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梁启超最新章节，第2页_书虫眼中的历史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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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梁启超（第2页）

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流亡回国，本想大展拳脚，结果一进政坛就成了“尴尬人”——革命党骂他“保皇余孽”，保守派嫌他“思想太新”，连袁世凯都把他当成“摆设”。

袁世凯当总统后，想拉拢梁启超，给了他个“司法总长”的官。梁启超以为“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兴冲冲走马上任，搞起了司法改革：废除刑讯逼供、建立律师制度、划分司法与行政界限。可袁世凯根本没打算真改革，只是想借他的“名气”装点门面。没过多久，梁启超就发现自己成了“傀儡”，气得辞职不干，跑去天津办报骂袁世凯“假共和，真独裁”。

1915年，袁世凯要称帝，梁启超彻底怒了。他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开篇一句“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直接把袁世凯的“称帝梦”骂得粉碎。这篇文章一发表，全国轰动，袁世凯派人给梁启超送了20万银元“封口费”，还威胁他“再骂就杀头”，可梁启超硬气地说：“我宁死也不做亡国奴的帮凶！”

骂完还不够，梁启超直接策划了“护国战争”。他让学生蔡锷偷偷从北京溜回云南，自己则跑到广西拉拢陆荣廷，师徒俩一南一北，打响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枪。当时梁启超已经43岁，还拖着病体翻山越岭，一路上吃尽苦头，可他愣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有人问他“这么拼命值吗”，他说：“我这辈子就想让中国变好，哪怕粉身碎骨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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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战争打赢了，袁世凯称帝梦碎，忧愤而死。梁启超成了“护国功臣”，声望达到顶峰。可他没想到，赶走了袁世凯，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乱局。段祺瑞掌权后，请他当“财政总长”，梁启超又心动了——他想借着这个职位搞“币制改革”，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可军阀混战的年代，谁会真在乎“财政改革”？段祺瑞只是想让他“筹钱打仗”，梁启超忙活了大半年，不仅没搞成改革，还背上了“帮军阀敛财”的骂名，最后只能灰溜溜辞职。

两次官场失意，让梁启超彻底明白：“政坛不是靠笔杆子就能搞定的，军阀们只认枪杆子。”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跑去当“弼德院副院长”，梁启超却骂他“逆历史潮流而动”，还帮段祺瑞策划了“讨逆战争”。师徒俩彻底撕破脸，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有人调侃他们“当年同穿一条裤子反清，如今反目成仇骂对方”，梁启超无奈地说：“思想不同，何必强求？”

离开政坛后，梁启超回到天津，办起了《改造》杂志，又当起了“思想导师”。他写《欧游心影录》，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文化要救世界”，又把“文化救国”当成了新目标。不过这次，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喊口号”，而是开始踏踏实实做研究——毕竟，政坛太乱，还是书桌靠谱。

第五章学术“顶流”的晚年：从“跨界玩家”到“国学大师”

1920年以后，梁启超彻底告别政坛，转身成了“学术圈顶流”。他在清华大学开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课表一贴出来，不仅清华学生挤破头，连北大、燕京大学的学生都跑来蹭课，甚至还有校外的学者、商人专门赶来看他“风采”。

梁启超的课为啥这么火？因为他太会“讲段子”了。讲秦始皇，他不说“焚书坑儒”的严肃历史，反而说“秦始皇是个‘基建狂魔’，修长城、挖灵渠，就是太急功近利”；讲王安石变法，他不骂王安石“固执”，反而说“老王是个理想主义者，就是队友太坑”；讲明清思想，他把黄宗羲比作“中国的卢梭”，把顾炎武说成“考据界的顶流”。学生们说：“听梁先生讲课，比听戏还过瘾，不知不觉就记住了知识点。”

除了讲课，梁启超还疯狂“输出着作”。他写《清代学术概论》，只用了15天就完稿，却成了清代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他写《墨子学案》，用西方逻辑学解读墨家思想，让沉寂千年的墨家学说重新火了起来；他还主编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新史学”观点，主张“历史要为国民服务”，直接颠覆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

更厉害的是，梁启超还搞起了“学术扶贫”。他发现王国维、陈寅恪是“旷世奇才”，就主动向清华推荐，帮他们谋了教职；他看到年轻学者没钱出书，就掏自己的稿费资助；甚至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耐心回复，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研究笔记借出去。有人说他“太傻，不怕别人抄他的成果”，他却笑着说：“学术是天下公器，能有人继承才好。”

不过，这位“学术顶流”也有“翻车”的时候。他研究《尚书》，说“今文尚书全是真的，古文尚书有假”，结果后来出土的甲骨文证明他错了。有人拿这事调侃他，他二话不说，在文章里公开认错：“我以前的观点错了，现在纠正，这没什么丢人的。”这种“知错就改”的态度，反而让他更受尊重——毕竟，在学术界，敢认错的大师可不多。

晚年的梁启超，日子过得相当“接地气”。他喜欢吃广东菜，尤其是老婆李蕙仙做的“陈皮鸭”，每次能吃两大碗；他爱打麻将，输了就挠头，赢了就笑得像个孩子，还说“麻将是最好的休息方式”；他跟孩子们关系极好，大女儿梁思顺学文学，二儿子梁思成学建筑，三儿子梁思永学考古，他从不强迫他们“子承父业”，反而说“你们喜欢什么就干什么，开心最重要”。

1929年，梁启超因肾病去世，年仅56岁。他去世后，清华学生自发为他送行，队伍从学校排到了城门；他的弟子们整理他的着作，居然攒出了《饮冰室合集》，足足148卷，几千万字——这哪里是“学者”，简直是“学术印钞机”！

第六章历史多棱镜里的梁启超：“善变”背后的真性情

说起梁启超，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善变”。从“保皇派”到“亲革命”，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西化先锋”到“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一辈子换了N个“人设”，被人骂“投机取巧”“没有原则”。可如果仔细看他的“变”，会发现他的“不变”才更动人——那就是“救中国”的初心。

年轻时喊“变法”，是因为看到甲午战败，中国快亡国了；流亡时讲“新民”，是因为发现国民思想愚昧，救中国得先救人心；中年时搞“护国”，是因为痛恨袁世凯称帝，想保住共和成果；晚年搞“国学”，是因为看到西方文明破产，想从中国文化里找救国出路。他的每一次“变”，都是跟着时代走，跟着“救国需求”走，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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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真性情”还体现在他的“不装”。他不像康有为那样自封“圣人”，反而经常自嘲“我是个半吊子学者，什么都懂点，什么都不精”；他敢公开认错，不像有些大师那样“死要面子”；他爱钱但取之有道，靠稿费和投资赚钱，从不搞“骗捐”那一套；他疼老婆孩子，不像传统文人那样“大男子主义”，李蕙仙去世后，他伤心了好几年，对侧室王桂荃也始终尊重。

有人说梁启超“成不了大事”，因为他太“善变”，没有康有为那样的“固执”，也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决绝”。可正是他的“善变”，让他成了晚清思想界的“桥梁”——他把西方思想翻译成中国人能懂的语言，把传统国学用新方法解读，让更多人看清了中国的问题，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转捩点，我前面没有路，后面的路是我铺的。”

如今，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还在课本里躺着，“少年强则国强”的呐喊还在回荡；他的《饮冰室合集》还在书架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者；他的孩子们成了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延续着他的“救国梦”。这位晚清的“思想网红”“跨界玩家”，虽然一辈子没做成“大事”，却用自己的笔和嘴，改变了中国的思想进程。

或许，梁启超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变”，而是“永远年轻”——不管是20岁喊变法，还是50岁搞学术，他始终像个热血少年，对国家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就像他在《少年中国说》里写的：“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他自己，就是那只永远在啸谷的“乳虎”，永远在试翼的“鹰隼”。

这样的梁启超，或许不完美，却足够真实；或许不伟大，却足够动人。毕竟，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能一辈子抱着“救中国”的初心，敢想敢说敢做，哪怕经常“翻车”，也比那些只会喊口号、搞投机的人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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