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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徐世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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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的“调解秘诀”就三个字：“不站队、给台阶、画大饼”。不管哪派来求他帮忙，他都不直接答应，也不直接拒绝，先听对方吐槽，再顺着对方的话说几句，最后给出一个“两边都能接受”的方案。比如皖系想扩军，直系不同意，徐世昌就提议“皖系负责边防，直系负责内地治安，各自扩军但互不干涉”；奉系想进关，皖系反对，他就说“奉军进来帮着打南方，打完就回东北，给张作霖个‘东三省巡阅使’的头衔”。虽然这些方案都是“治标不治本”，但至少能暂时平息战火，徐世昌也因此得了个“北洋润滑剂”的外号。

不过徐世昌也有“翻车”的时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抗议“巴黎和会”上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皖系军阀主张“镇压学生”，直系军阀想“借学生打压皖系”，徐世昌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想得罪军阀，又不想被骂“卖国贼”，于是想出了个“折中方案”：一面下令“解散学生游行队伍”，一面又偷偷给学生送水送吃的，还罢免了几个“替罪羊”官员。结果两边都不满意——皖系骂他“软弱”，学生骂他“虚伪”，徐世昌只能躲在总统府里叹气：“这总统当得，比秀才赶考还难。”

第五章总统任期“续命术”：在乱局中当“甩手掌柜”

1918年，徐世昌在皖系的支持下，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不过这个总统堪称“史上最憋屈总统”——实权全在段祺瑞手里，他就是个“盖章工具人”。可徐世昌却不这么想，他觉得“只要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机会掌权”，于是开始了他的“总统续命术”。

第一步是“装糊涂”。段祺瑞每次拿着文件来让他盖章，他都不细看，直接盖，还笑着说：“芝泉办事，我放心。”可暗地里，他却派亲信去收集皖系的“黑料”，比如段祺瑞挪用军饷、安插亲信等。有人问他为啥不直接反对，他说：“现在皖系势力大，硬拼肯定输，不如先忍着，等他们自己出错。”

第二步是“拉关系”。他知道直系和奉系都不满皖系独大，于是经常偷偷召见曹锟（直系）、张作霖（奉系），跟他们说“皖系太霸道，咱们得联合起来制衡他们”，还许诺“要是你们能扳倒皖系，我给你们加官进爵”。曹锟和张作霖本来就想找机会收拾段祺瑞，一听徐世昌这么说，立马就跟他结成了“秘密同盟”。

第三步是“借刀杀人”。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徐世昌表面上“呼吁和平”，暗地里却给直系和奉系通风报信，告诉他们皖系的兵力部署。结果皖系大败，段祺瑞被迫辞职，徐世昌终于“夺回”了部分实权。可没过多久，直系和奉系又因为“分赃不均”吵了起来，徐世昌又故技重施，一边劝曹锟“张作霖只是想捞点好处，给他点地盘就行”，一边劝张作霖“曹锟是直系老大，得给面子”，硬是把两边的战火压了下去。

不过徐世昌的“小聪明”也只能维持一时。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获胜，曹锟想当总统，就开始逼徐世昌“辞职”。曹锟派亲信拿着“辞职书”去总统府，说：“总统要是识相，就自己辞职，不然我们就派兵来‘请’你走。”徐世昌看着“辞职书”，知道自己这次躲不过去了，可还是想“体面点”，他跟亲信说：“我可以辞职，但得等我把总统印信交给下一任，不能这么草率。”最后，他在辞职书上签了字，收拾行李回了天津老家，结束了四年的总统生涯。

有人说徐世昌“窝囊”，连总统都当不安稳，可他却看得开：“总统这个位置，就像坐在火上烤，谁坐谁难受。我能平安退下来，已经很不错了。”这话还真没说错——北洋时期的总统，要么被气死（袁世凯），要么被赶走（黎元洪），要么被刺杀（曹锟后来也遭了难），徐世昌能“全身而退”，已经算是“人生赢家”了。

第六章晚年“佛系生活”：从官场大佬到“文化达人”

回到天津老家后，徐世昌彻底“躺平”了，再也不过问政治。有人劝他“出山帮着调停军阀混战”，他摇摇头说：“我都70多岁了，管不动这些事了，还是在家养花种草舒服。”不过他的“退休生活”可一点都不单调，反而活成了“文化达人”。

徐世昌一辈子都喜欢读书写字，退休后更是把“文化事业”当成了主业。他在天津的家里建了个“退耕堂”，收藏了上万册古籍，每天早上起来先读两个小时书，下午就练书法，晚上还跟文人墨客一起吟诗作对。他的书法堪称“一绝”，尤其是楷书，端庄大气，当时很多人想求他一幅字，得排队等好几个月。有人出高价买他的书法，他却很少卖，说：“写字是爱好，不是赚钱的工具。”

除了书法，徐世昌还喜欢“编书”。他牵头编纂了《清儒学案》《晚晴簃诗汇》等书，光《晚晴簃诗汇》就收录了近两万首诗，从清初到清末的诗人几乎都涵盖了。为了编这本书，他每天泡在书房里，逐字逐句地校对，连吃饭都让人送到书房。有人问他：“这么累的活儿，你图啥？”他说：“这些诗都是前人的心血，要是丢了就太可惜了，我得把它们保存下来，留给后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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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徐世昌还搞起了“教育慈善”。他用自己的积蓄在河南老家建了好几所学校，还设立了“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上学。有人说他“是不是想通过办学捞名声”，他却笑着说：“我小时候没钱上学，知道读书有多难。现在能帮衬孩子们一把，也是积德行善。”他老家的人都念他的好，直到现在，河南卫辉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世昌小学”。

徐世昌的“佛系生活”也很有规律：早上六点起床，打一套太极，然后读书；中午吃清淡的饭菜，下午练书法、编书；晚上九点准时睡觉，从不熬夜。他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吃点甜食，比如桂花糕、豌豆黄。家里人劝他“少吃点甜的，对身体不好”，他却像个孩子似的撒娇：“就吃一点点，没事的。”

1939年，徐世昌在天津病逝，享年85岁。临终前，他给家人留下遗言：“别办隆重的葬礼，别请官场的人来，安安静静地把我埋了就行。”可还是有很多人来送他，既有北洋时期的老部下，也有他资助过的学生，还有普通百姓。有人在挽联上写：“政坛老宿，文坛宗师”，这八个字，算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第七章历史评说：“混世魔王”还是“务实智者”？

徐世昌的一生，堪称晚清民国政坛的“活化石”——他经历了科举制度的消亡、辛亥革命的爆发、军阀混战的乱局，从一个寒门秀才一路做到民国总统，最后又以“文化达人”的身份落幕，这样的人生轨迹，在近代史上堪称“独一份”。

后人对他的评价，向来是“褒贬不一”。有人骂他“墙头草”“投机分子”，说他一辈子都在“见风使舵”，没有坚定的立场，既没像孙中山那样为革命献身，也没像曾国藩那样为清廷“鞠躬尽瘁”，就是个“混官场的老油条”。比如他在晚清时既支持变法又不反对守旧，在民国时既帮袁世凯又不参与帝制，在军阀混战中既调解矛盾又不明确站队，确实给人“圆滑”的印象。

但也有人夸他“务实智者”“和平使者”，说他在乱世中“以柔克刚”，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无数危机。要是没有他在小站帮袁世凯稳定军心，北洋军可能早就散了；要是没有他在军阀混战中当“和事佬”，老百姓可能要遭更多战乱之苦；要是没有他晚年编纂古籍、兴办教育，很多文化遗产可能早就失传了。他的“圆滑”，其实是乱世中的“生存智慧”——在那个“枪杆子说话”的年代，一个手无兵权的文官，要是不懂得“变通”，早就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其实徐世昌自己早就知道后人会怎么评价他，他在日记里写：“我这一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在乱世中保全自身，能为百姓做几件实事，就够了。”这话或许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只是一个在乱世中努力生存、偶尔还想做点好事的“普通人”。

放在今天来看，徐世昌的“混世智慧”其实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他“厚积薄发”的学习态度，“务实变通”的做事方法，“急流勇退”的人生智慧，还有“老有所为”的生活态度。当然，他的“圆滑”我们不能学，但他在乱世中坚守的“底线”——不害人、不贪财、想为百姓做点事，还是值得肯定的。

北洋政坛就像一个“大舞台”，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人都是“主角”，个个锋芒毕露，最后却都落得个“悲剧收场”；而徐世昌这个“配角”，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变通，硬是把“配角”演成了“人生赢家”。这样的人生，或许不够“轰轰烈烈”，但足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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