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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范晔（第1页）

范晔：南朝宋的“学术刺头”与“后汉狂魔”——一个“博涉经史”者的逗趣人生

第一章开局即“卷王”：贵族堆里的“异类书虫”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的建康城，正是贵族子弟忙着“比宝马、斗蛐蛐、拼爹地”的热闹时候。范家府邸的后花园里，却藏着个画风清奇的少年——十三岁的范晔，正抱着一卷《左传》蹲在石榴树下，嘴角还沾着点心渣，眼神却直勾勾盯着竹简上的字，连堂兄喊他去看“西域来的舞姬”都没挪窝。

这范晔，字蔚宗，出身于“江东望族”范家，老爹范泰是当朝尚书仆射，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按说他该是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可偏生遗传了范家“爱读书”的基因，还把这基因玩出了“卷王”水准。别的贵族子弟学《论语》是为了在宴会上“装文化人”，他读《论语》能跟教书先生吵起来——先生说“学而时习之”是“按时复习”，他拍着桌子反驳：“不对！孔子是说‘学了要用上’，光复习不实践，跟背菜谱不做饭有啥区别？”气得先生捋着胡子直骂“竖子不可教”，转头却跟范泰夸：“你家蔚宗，是块‘博涉经史’的料！”

“博涉经史”这四个字，后来成了范晔的专属雅号，跟现在的“行业KOL”一样响亮。不过少年时的他，还没意识到这雅号会伴随一生，只知道看书比啥都有意思。他家藏书多到能当“古代版图书馆”，他却不满足，天天跑遍建康城的书铺，遇到没读过的书就赖着不走，老板嫌他“只看不买”，他就掏出老爹给的零花钱，把书租回家，熬夜看完第二天再还——那时候没有“熬夜伤肝”的说法，他硬是把自己熬成了“熊猫眼书虫”，连亲妈都吐槽：“我儿怕是把竹简当饭吃了！”

更逗的是，这孩子不仅爱读书，还爱“怼人”。有次尚书令何尚之办宴会，邀请了建康城的名士，范晔跟着老爹去蹭饭。何尚之想考他，问“汉武大帝为啥要独尊儒术”，满座都等着他说“巩固统治”的标准答案，他却翻了个白眼：“还能为啥？之前诸子百家吵得太凶，皇帝嫌烦，找个理由让大家闭嘴呗！”一句话把何尚之噎得说不出话，满座名士都愣了，倒是范泰笑得直拍大腿：“我儿这嘴，跟他的学问一样‘锋利’！”

不过少年范晔也有“翻车”的时候。他十五岁那年，偷偷把家里珍藏的《史记》借给朋友，结果朋友把竹简弄丢了一卷。他急得直哭，跟朋友闹掰了，还跟老爹谎称“自己弄丢的”，挨了一顿打。后来还是范泰托人在黑市上找回了那卷竹简，他抱着竹简跟宝贝似的，连夜把上面的字抄了三遍，从此立下规矩：“借书可以，必须写借条，丢了要赔十倍！”活脱脱一个“古代版图书管理员”，连雅号“博涉经史”都多了点“护书狂魔”的味道。

第二章职场“刺头”进化论：从“怼上司”到“躲起来写史”

永初三年（422年），范晔十六岁，按南朝的规矩该“入仕”了。老爹范泰托关系，给他谋了个“彭城王刘义康参军”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王爷秘书”。按理说这是个“躺平就能升职”的好差事，可范晔偏要把它变成“职场吐槽大会”。

刘义康是宋武帝刘裕的四儿子，仗着身份娇纵，天天办宴会迟到。有次宴会，刘义康迟到了一个时辰，还大咧咧地说“路上看美女耽误了”。满座官员都陪着笑，只有范晔站起来说：“王爷，您是朝廷重臣，迟到不说还找这种理由，传出去别人会说‘彭城王只知美色不知公务’，影响多不好！”刘义康当场脸就黑了，指着他骂“你算个什么东西”，范晔也不怂，怼回去：“我是您的参军，就得提醒您做正事，总比那些只会拍马屁的人强！”

这一怼，直接把自己怼到了“冷板凳”上。刘义康把他调去当“秘书郎”，专门抄公文，活儿多还没前途。范晔倒也不郁闷，反而觉得“抄公文有时间看书”——他把自己的《汉书》藏在公文堆里，抄累了就翻两页，有时候抄公文太投入，还把“汉书”里的句子抄进了公文里，上司看了哭笑不得：“范蔚宗，你是想把公文写成史书吗？”

不过真正让他“逃离职场”的，是元嘉五年（428年）的“母丧事件”。那年他母亲去世，按规矩他该“丁忧”（辞官守孝三年），可刘义康却让他“夺情起复”（不用守孝继续当官）。范晔本来就烦刘义康，这下更火了，故意在守孝期间喝酒吃肉，还写了篇《母丧赋》，里面暗讽刘义康“不懂礼法”。刘义康气炸了，直接把他贬到宣城当太守——这下范晔反而乐了，跟朋友说：“宣城好啊，远离建康的是非，我正好能写点东西！”

宣城太守的任期，成了范晔人生的“转折点”，也让他的雅号“博涉经史”从“夸他学问大”变成了“他用学问搞大事”。那时候市面上的“东汉史”乱七八糟，《东观汉记》太简略，谢承的《后汉书》太琐碎，袁宏的《后汉纪》又太偏向文学。范晔看了一圈，气得拍桌子：“这些人写的东汉史，跟没写一样！我来写一本像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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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他把太守府的书房改成“修史工作室”，左边堆着各种东汉史料，右边放着笔墨纸砚，桌子上还摆着一个酒壶——他写史有个习惯，写高兴了就喝一口酒，写烦了就骂一句“这史料编的什么鬼”。下属来汇报工作，经常看到他抱着竹简坐在地上，头发乱糟糟的，嘴里还念念有词，跟“疯癫书生”似的。有次下属问他“要不要处理政务”，他头也不抬地说：“政务先放放，我这《后汉书》的‘光武帝本纪’还没写完呢，东汉的开国皇帝不能委屈了！”

就这样，范晔在宣城当了三年太守，没干多少“太守该干的事”，却写出了《后汉书》的大半初稿。离任的时候，下属们送他，他啥都没带，就抱着一堆竹简，跟宝贝似的。有人问他“这书能流传下去吗”，他拍着竹简自信地说：“肯定能！我这《后汉书》，比那些烂史强一百倍，以后别人提东汉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范蔚宗！”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本书会让他的雅号“博涉经史”，流传一千多年。

第三章《后汉书》的“吐槽大会”：一个“耿直boy”的修史执念

范晔写《后汉书》，最让人佩服的不是“文笔好”，而是“敢说真话”——他就像个“古代版键盘侠”，只不过别人喷的是网红，他喷的是东汉的皇帝、外戚、权臣，还把这些“吐槽”写进了史书里，连“论赞”（史书后面的评论）都写得跟“犀利影评”似的。

比如写东汉的“外戚专权”，他在《皇后纪》里直接骂：“外戚就是东汉的‘蛀虫’，一个个靠着皇后的关系当官，只会捞钱不会做事，把国家都给蛀空了！”要知道，南朝宋的外戚也很厉害，他这么写，相当于“指着和尚骂秃驴”，身边人劝他“别写这么直白，小心得罪权贵”，他却满不在乎：“史书就是要讲真话，要是为了怕得罪人就撒谎，那还不如不写！”

更逗的是，他还爱“怼同行”。当时有个史学家叫华峤，写过一本《汉后书》，名气不小。范晔看了之后，在《后汉书》的“序”里直接说：“华峤的书，写得跟流水账似的，该详的不详，该略的不略，也就比谢承的强一点！”气得华峤的后人找他理论，他却笑着说：“你们要是觉得我说得不对，就再写一本比我好的，光吵架没用！”

不过范晔也不是“只会吐槽”，他写《后汉书》有个“神操作”——首创“类传”。比如他把“循吏”（好官）、“酷吏”（严官）、“文苑”（文人）、“独行”（特立独行的人）分开写，还专门写了《列女传》，把东汉的才女、烈女写进去。要知道，之前的史书要么不写女性，要么只写皇后，他却把普通女性写进史书，还说“女人里也有了不起的人，不能只写男人”。有个老儒跟他说“女人不该进正史”，他怼回去：“你妈不是女人？你老婆不是女人？难道她们就不配被记住吗？”怼得老儒哑口无言。

写《后汉书》的时候，范晔还闹过不少“趣事”。比如他写《张衡传》，为了搞清楚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到底长啥样，专门跑去拜访张衡的后人，还画了几十张草图，跟现在的“产品设计师”似的。有次他画得太投入，把墨汁溅到了竹简上，气得他把竹简扔了，重新写了一遍，还跟助手说：“张衡是个奇才，我不能把他的事迹写得乱七八糟，不然对不起他！”

还有一次，他写《蔡邕传》，写到蔡邕被董卓逼迫当官，犹豫了半天怎么评价。助手说“就写‘蔡邕屈于强权’呗”，他却摇头：“不对，蔡邕是想做事，不是怕董卓，我得写清楚他的苦衷。”结果这一段他改了八遍，直到满意为止。最后他在“论赞”里写：“蔡邕之才，不亚于司马迁，可惜生不逢时，太可惜了！”写完之后，他还对着竹简叹了口气，跟“追星族夸偶像”似的。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被调回建康，任“太子詹事”，相当于“太子的老师”。这时候他的《后汉书》已经基本写完，只剩下“八志”（天文、地理、礼仪等）没写。他本来想找个助手帮忙，结果找了一圈，发现没人能跟上他的节奏——要么学问不够，要么不敢写真话。最后他干脆说：“算了，我自己写，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可谁也没想到，这“八志”最后成了他的“遗憾”，直到他去世都没写完，后来还是南朝梁的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进去，《后汉书》才成了完整的版本。

第四章“博涉经史”的社交圈：学霸之间的“互怼与相爱”

范晔的雅号“博涉经史”，在当时的建康名士圈里，相当于“硬通货”——只要提到“范蔚宗”，别人第一反应就是“哦，那个学问大得能当移动图书馆的人”。不过他的社交圈，却跟“和谐友爱”不沾边，全是“学霸之间的互怼”，逗趣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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