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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范晔（第2页）

他最有名的“互怼对象”，是大诗人谢灵运。谢灵运是“山水诗鼻祖”，仗着自己有才，天天跟人炫耀“我的诗天下第一”。有次谢灵运写了首《登池上楼》，拿给范晔看，等着被夸，结果范晔看了之后，皱着眉头说：“‘池塘生春草’这句还行，后面几句太啰嗦，删三句更好。”谢灵运当场就炸了，拍着桌子说：“我这诗是呕心沥血写的，你懂个屁！”范晔也不示弱，怼回去：“写诗跟写史一样，要简洁，你这诗跟老太婆的裹脚布似的，又长又臭！”两人吵了一下午，最后吵累了，一起喝了一壶酒，谢灵运才嘟囔着说：“也就你敢这么说我，换别人我早跟他绝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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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范晔和谢灵运，是“互怼归互怼，心里却佩服对方”。谢灵运后来被贬到永嘉，还写信给范晔，问他《后汉书》写得怎么样了，范晔回信说：“快写完了，等你回来，我先给你看！”可惜谢灵运后来因为“谋反”被杀，没等到看《后汉书》的那天。范晔听到谢灵运的死讯，沉默了半天，拿出谢灵运的诗，跟助手说：“以后没人跟我吵诗了，有点可惜。”

除了谢灵运，范晔还有个“学术盟友”，叫袁淑。袁淑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学问也很大，两人经常一起“聊史论诗”，有时候能聊到半夜。有次他们聊到“司马迁和班固谁更厉害”，袁淑说“司马迁更厉害，《史记》写得有气势”，范晔却反驳：“班固也不差，《汉书》更严谨，只不过他不敢写汉武帝的黑料，比司马迁差了点勇气。”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袁淑笑着说：“你呀，就是太耿直，跟你写的《后汉书》一样，一点都不藏着掖着。”

范晔还特别喜欢“提携后辈”。有个叫裴松之的年轻人，当时还没出名，只是个小官，却爱读史。裴松之拿着自己写的《三国志注》初稿找范晔请教，范晔看了之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注写得好，比陈寿的《三国志》还详细，以后肯定能出名！”还把自己珍藏的《魏略》借给裴松之，让他参考。后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成了经典，他每次提到范晔，都要说：“没有范蔚宗的鼓励，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不过范晔的“社交”也有“翻车”的时候。有次宋文帝刘义隆召他入宫，让他弹琵琶。宋文帝知道他弹得好，还说“你弹一首，我给你赏钱”。范晔却当场拒绝：“我弹琵琶是为了自娱，不是为了换赏钱，陛下要是想听，找乐师就行。”宋文帝脸都绿了，心里暗爽：“这范晔，真是给脸不要脸！”后来有人在宋文帝面前说范晔的坏话，宋文帝之所以没立刻治他的罪，就是因为“还想让他把《后汉书》写完”——不得不说，范晔的“学问”，成了他的“免罪金牌”。

第五章迷糊的“谋反者”：当“学术脑”遇上“政治坑”

元嘉十七年（440年），范晔的人生开始“跑偏”——他卷入了刘义康的“谋反案”。不过说起来，他这个“谋反者”，更像是个“迷糊的路人甲”，全程都是“被推着走”，把“学术脑”的“不靠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刘义康因为“专权”被宋文帝贬到江州，心里不服，想推翻宋文帝，重新当“摄政王”。刘义康的亲信孔熙先，知道范晔跟宋文帝有矛盾（之前弹琵琶的事），还觉得范晔“有名气，能拉拢人心”，就找机会接近他，跟他说“刘义康是个好王爷，我们一起帮他复位，以后你就是功臣”。

范晔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虽然烦宋文帝，但也知道“谋反是掉脑袋的事”。可孔熙先太会“忽悠”，不仅跟他说“宋文帝猜忌心重，你早晚要被他收拾”，还给他送了很多金银珠宝。更逗的是，孔熙先知道范晔爱面子，还故意说“现在满朝文武都佩服你，只有你能帮刘义康成事”。范晔被“戴高帽”戴晕了，加上那时候他正好因为“没当上尚书令”心里不爽，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行，我帮你们写檄文（讨伐皇帝的文章），不过你们别让我干别的，我只会写东西。”

结果这“檄文”还没写完，谋反案就败露了——有个叫徐湛之的人，怕被牵连，直接向宋文帝告密。宋文帝立刻派人抓了范晔、孔熙先等人，关进了监狱。

范晔被抓的时候，还在跟孔熙先讨论“檄文里该怎么骂宋文帝”，听到士兵敲门，还以为是“送竹简的”，开门看到刀枪，才懵了：“你们这是干啥？我还没写完檄文呢！”士兵都被他逗乐了：“都要掉脑袋了，还想着写檄文！”

在狱里，范晔的“学术脑”又上线了。他不仅不害怕，反而跟狱卒说“能不能给我笔纸，我把《后汉书》的‘八志’写完”，狱卒说“都这样了，还写啥史”，他还跟狱卒讲道理：“《后汉书》是留给后人的，不能没写完，不然我死不瞑目！”后来孔熙先在狱里哭哭啼啼，他还劝孔熙先：“哭有啥用？不如跟我一起讨论《后汉书》，好歹死得明白点！”

不过范晔也不是“完全没脑子”，他知道自己谋反是“死罪”，但还是想“挣扎一下”。他在狱里写了篇《狱中与诸甥侄书》，里面没提谋反的事，反而大吹特吹自己的《后汉书》，说“我的《后汉书》比《史记》《汉书》都好，尤其是‘论赞’，写得又犀利又有文采”，还把自己的雅号“博涉经史”写进去，说“别人叫我‘博涉经史范蔚宗’，不是因为我读书多，是因为我会用学问做大事”。这封信后来成了“千古奇文”，有人说他“临死还不忘炫耀自己的学问”，也有人说他“是想让《后汉书》流传下去，故意写的”。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二月，范晔被押到建康城的刑场。临刑前，他还跟监斩官说“能不能让我再读一遍《后汉书》的‘光武帝纪’”，监斩官没答应，他就自己背诵起来，声音洪亮，围观的人都看呆了。最后他被斩首的时候，还喊了一句：“我的《后汉书》，一定要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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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范晔走完了他“逗趣又执着”的一生，享年四十八岁。他的谋反案，成了历史上的“笑话”——一个“学术脑”非要去搞政治，结果把自己坑死了。但他的《后汉书》，却成了“千古经典”，跟《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他的雅号“博涉经史”，也跟着《后汉书》一起，流传了一千五百多年。

第六章雅号不朽：从“南朝刺头”到“历史网红”

范晔死后，他的《后汉书》并没有因为他的“谋反罪”被销毁——反而因为“写得太好”，被越来越多的人传阅。南朝梁的刘昭，为了让《后汉书》更完整，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进去，还写了篇《后汉书注序》，夸范晔“博涉经史，才思敏捷，《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第一次正式把“博涉经史”这个雅号写进了学术着作里。

到了唐代，《后汉书》成了“科举必考书目”，读书人都要背《后汉书》的“论赞”，范晔的雅号“博涉经史”也成了“读书人的榜样”。大诗人杜甫，就特别喜欢《后汉书》，写了句诗“范晔驰声实，桓谭着论良”，把范晔和东汉的桓谭相提并论，还在给儿子的信里说“要学范蔚宗，博涉经史，才能写出好诗”。

宋代的时候，范晔更成了“历史网红”。苏轼读《后汉书》，读到范晔写的《张衡传》，忍不住在书里批注：“范蔚宗真是个奇才，写张衡写得跟活的一样，比我写的文章强多了！”朱熹也喜欢《后汉书》，还把《后汉书》里的“循吏传”编成教材，教学生“要学这些好官，为民做事”。那时候的书店，只要挂出“范蔚宗《后汉书》”的招牌，就有很多人来买，老板们都笑着说：“这范晔，死了几百年，还能帮我们赚钱！”

明清时期，研究《后汉书》的人更多了。清代的王先谦，写了本《后汉书集解》，把历代对《后汉书》的注释都整理在一起，还在序言里说“范晔的‘博涉经史’，不是天生的，是他一辈子努力的结果，我们要学他的执着”。就连乾隆皇帝，都喜欢读《后汉书》，还让纪晓岚把《后汉书》编入《四库全书》，说“范晔虽然犯了错，但他的学问是好的，《后汉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到了现代，范晔和他的《后汉书》依然“火”——历史系的学生，学东汉史第一本必看《后汉书》；电视剧《三国机密》《秀丽江山之长歌行》，都参考了《后汉书》的史料；甚至在网上，还有人把范晔的“论赞”翻译成“网络用语”，比如“外戚就是东汉的‘蛀虫’”，被翻译成“东汉的外戚，就是一群只会啃老的富二代”，逗得网友哈哈大笑，还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古代吐槽king”。

不过不管时代怎么变，范晔的雅号“博涉经史”，始终是对他最好的概括——他不仅“博涉经史”（读得多），更“善用经史”（写得好），还用自己的执着，给后人留下了一本不朽的《后汉书》。现在我们读《后汉书》，看到的不仅是东汉的历史，还有那个蹲在石榴树下看书的少年，那个在宣城太守府里写史的“刺头”，那个临死前还想着《后汉书》的“学术脑”——范晔，这个“博涉经史”的南朝宋学者，用他的一生，证明了“学问可以超越时间，雅号可以流传不朽”。

最后，我们不妨用范晔自己在《后汉书·文苑传》里的一句话，来总结他的一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做到了——他的年寿有限，但他的文章（《后汉书》）和雅号（博涉经史），却真的“无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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