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晨雾浓得像是给金陵城罩上了一层灰纱。
颐和路安全屋三楼书房,陈朔站在百叶窗前,目光穿过缝隙,落在街角那个修鞋摊上。老鞋匠回来了,但钉锤敲打的节奏比平时快了半拍——这是约定的警戒信号,意味着影佐的人在这一带有异常活动。
“通知所有二级以下联络点,进入静默状态四十八小时。”陈朔放下百叶窗,声音低沉,“一级联络点改用第三套备用方案,通信间隔延长至七十二小时。”
苏婉清在书桌前快速记录。桌上摊开的金陵文化生态图谱上,新添的蓝色标记像暗夜里的星群——那是过去两周“根系”网络在敌人监控盲区悄然扩张的痕迹。
“影佐昨天发布了《文化团体分级管理办法》。”她递过译写好的文件,“将全市一百三十七个注册团体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享受政策扶持但受严格监管,乙级允许有限活动,丙级限期整改或取缔。”
陈朔接过文件快速浏览。分类标准极其严苛:甲级团体负责人必须有“可靠政治背景”,成员名单完全公开,活动内容需提前七日详细报备,资金来源必须可追溯。
“我们的几个点分在几级?”
“许慎之的‘钟山诗社’是甲级第三名,评审意见是‘负责人学术背景深厚,活动内容纯艺术,政治立场稳妥’。”苏婉清翻开另一页,“钱穆之的琴社是乙级,理由是‘活动内容单一,影响力有限’。林墨的‘墨韵画会’也是乙级,但备注‘需观察其成员交往情况’。”
她顿了顿:“至于码头识字班、棚户区说书场这些真正的活动点……根本不在名录上。影佐的监控体系还没延伸到那些地方。”
“不在名录最好。”陈朔把文件放回桌上,“影佐的资源和注意力会集中在这一百三十七个‘有名有姓’的团体上。那些看不见的、不入册的,反而安全。”
“但乙级团体每季度要接受审查,甲级更是每月都要提交万字以上的详细报告。”
“那就给他们报告。”陈朔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空白的线装簿子,“许慎之可以提交三十页的‘唐诗宋词格律研究心得’,钱穆之可以提交二十页的‘古琴减字谱整理札记’,林墨可以提交十五页的‘传统水墨技法源流考’。内容要专业,要充实,要看起来确实是在做纯粹的学术艺术工作。”
“但真正的活动……”
“在报告之外。”陈朔翻开簿子,里面夹着一叠蝇头小楷抄写的诗稿,“许慎之最近写的几首新诗,不会出现在任何正式记录里,只会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七八个最可靠的学生间传阅。钱穆之深夜弹奏的《广陵散》,只有关上院门后的三五知音能听到。林墨那些不能展出的画,藏在画室夹墙的暗格里,等待合适的时机。”
苏婉清明白了。这是在影佐建构的“合规框架”内部,开辟一个又一个不受监控的“认知飞地”。表面上完全配合,实际上自成天地。
“顾文渊今天上午会来。”她看了眼怀表,“以‘书店老板向张先生推荐新到古籍’的名义,十点整。”
陈朔点头。顾文渊的身份很微妙——公开场合,他是文渊阁书店老板,一个中立的文化商人;实际上,他是陈朔伸向金陵文化界最重要的触手,也是联统党地下网络在金陵的关键节点之一。
九点五十分,顾文渊的青布长衫出现在颐和路街道上。他手里提着个蓝布包袱,步履从容,与街坊点头致意,完全是个书商该有的模样。
三楼书房,茶已沏好。
“张先生,您要的那批古籍,我从苏州寻来了几本。”顾文渊落座,打开包袱,里面是几本旧书。
“有劳顾老板费心。”陈朔以张明轩的口吻回应,随手翻看书籍,“上周见了工商部的刘科长,丝绸配额的事情总算有些眉目了。”
寒暄持续了三分钟,确认隔墙无耳后,顾文渊才切换了语气,声音压得很低:
“影佐昨天召开了闭门会议,鹈饲浩介的名字被提到了九次。”他说,“大藏省已经行文汪伪政府,要求‘全面审计金陵经济秩序,清除不稳定资金流动’。鹈饲下周一到,带队的有六个专业审计人员。”
陈朔的指尖在茶杯边缘轻轻摩挲。六个审计人员——这个配置说明一切。鹈饲不相信直觉,不相信言辞,只相信账本上的数字和完整的证据链。
“他第一站会去哪里?”
“伪中央储备银行金陵分行。”顾文渊说,“然后是物资统制委员会、海关总署、工商部税务科。他要看的是大宗商品流向、外汇管控记录、重点企业税表、跨区域资金划转。至于文化领域那些小额资金流动……暂时不在他优先清单上。”
“暂时。”陈朔重复这个词,“但当他清理完主要目标,注意力就会转移过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口。”顾文渊从包袱底层抽出一份薄薄的文件,“我通过几个可靠的民间渠道,已经为‘根系’网络的部分活动,建立了三层资金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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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朔接过文件。设计很精妙——码头识字班的教材印刷费,先通过一家印刷作坊走账,作坊的账目又并入一家纸品店的日常采购;棚户区说书场的场地维护费,以“民间慈善捐款”名义进入一个教会救济会,再从救济会的常规支出里列支;年轻诗人传抄作品用的纸张,算作书店“免费赠阅书籍”的包装耗材。
每一笔金额都小到不值得注意,每一笔都有多层民间商业或慈善的外壳。更重要的是,这些资金流经的节点彼此没有直接联系,即使某一环被查,也追溯不到核心。
“鹈饲如果要深挖,需要先查印刷作坊、再查纸品店、再查供货商;或者先查教会救济会、再查捐款人、再查捐款来源。”顾文渊说,“这种追踪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时间,而按照官僚体系的逻辑,当追查成本超过问题本身可能造成的损失时,就会选择放弃。”
“但如果他就是要不计成本呢?”
“那就给他看更复杂的东西。”顾文渊又从包袱里取出一本手抄的账目副本,“这是金陵城十七家中小型印刷作坊过去一年的全部交易记录,涉及两千多笔订单,五百多个客户,资金流水混乱但完全符合小本经营的常态。他要查,就得派一个团队扎进去查两个月。而两个月后……”
“两个月后,局势可能已经变了。”陈朔接上话,“影佐不会允许鹈饲的人在他的地盘上查这么久,汪伪的官员更不会配合——他们的账目问题只会更多。”
两人对视,都明白这其中的关键:在沦陷区的权力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也都有不为人知的交易。这种普遍性的不透明,恰恰是最佳的防护网。
“还有一件事。”顾文渊声音更低了,“藤田浩二最近在私下做一项研究,题目是《占领区文化心理的隐性抵抗模式》。”
陈朔的眉毛微微抬起:“他具体在研究什么?”
“主要是理论分析。”顾文渊说,“他收集了一些民间传说、童谣、木版年画、茶馆闲谈的片段,试图从中解读出普通民众的真实心态。他还没敢写正式报告,只是私下做些笔记。但从笔记内容看,他已经隐约感觉到,最深刻的反抗不是公开的抗争,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坚持。”
“他离真相很近,但又隔着认知的屏障。”陈朔放下茶杯,“因为他预设的前提是——这些现象需要被‘解读’和‘管理’。但如果我告诉他,这些现象本身就是目的,是文化生命力的自然表达,根本不需要被任何人‘解读’或‘管理’呢?”
“他会困惑,然后更着迷。”顾文渊说,“藤田的本质是个学者,他追求的是理解本身,而不是理解之后要做什么。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可能成为变数的原因。”
“那就给他更多‘研究材料’。”陈朔说,“通过你在文化圈的渠道,让他‘偶然’接触到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民间文化现象——比如不同街区的灶王爷画像有细微差异,比如童谣在传唱中发生了自然演变,比如老匠人坚持用传统技法制作那些已经‘过时’的物件。让他自己推导出结论:文化有自己的生命,任何外力控制都只能影响其表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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