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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守望与绝望（第1页）

二零零八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白银市人民医院的住院部，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浓重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疾病带来的衰败气息，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病房的墙壁是单调的白色，床单被褥也是毫无生气的白，只有床头柜上零星摆放的私人物品，还带着一丝外界生活的痕迹。

王秀兰躺在靠窗的病床上。胃癌晚期，如同无形的蛀虫，早已掏空了她的身体。她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皮肤蜡黄而松弛，紧紧地包裹着嶙峋的骨骼。六十五岁的年纪，看上去却如同七八十岁的风烛残年。唯有那双曾经充满悲痛和祈求的眼睛，此刻虽然浑浊，却依然固执地闪烁着一点微弱的光，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不肯熄灭的执念。

她的床头柜上，没有水杯，没有药瓶，只端正地摆着一个用透明塑料膜反复包裹、边角早已磨损起毛的木制相框。相框里，是女儿张敏年轻时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张敏，穿着那件夺去她生命的红色连衣裙，站在厂区的花坛边，笑得青春洋溢，眼神清澈得像一汪泉水。这张照片，陪伴王秀兰走过了整整二十年。

病房门被轻轻推开，陈锐提着一袋水果走了进来。二十八岁的他，已经褪去了刚入警时的青涩，眉宇间多了几分沉稳，但眼神依旧清澈而坚定。他调到刑侦队已有几年，虽然“红衣案”专案组早已解散，但他从未忘记对赵长河的承诺，那个沉重的铁皮箱一直是他心底最重要的责任。

“王婶，我来看您了。”陈锐放轻脚步，走到床边。

王秀兰听到声音，艰难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看到是陈锐，她那枯槁的脸上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光彩。她挣扎着想坐起来，陈锐连忙上前，小心地扶起她，在她背后垫好枕头。

“小陈……小陈警官……”王秀兰的声音气若游丝，冰冷干枯的手却异常有力地道住了陈锐的手腕，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肤里，“凶手……凶手抓到了吗？我……我快不行了……想在闭眼之前……给敏敏一个交代……我……我等了二十年了啊……”

她的眼睛死死盯着陈锐，那里面是二十年未曾消减的悲痛，是行将就木之人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期盼。

陈锐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酸涩难当。他强忍着翻涌的情绪，用力回握住王秀兰那只冰冷的手，声音尽量放得平稳而充满力量：“王婶，您别这么说，您会好起来的。案子……我一直在查，从来没有放下过。您放心，现在的刑侦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比过去强很多。很快……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我向您保证。”

这话他说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带着真诚，却也带着同样的无力。技术是在进步，但应用于陈年旧案，尤其是物证条件本就不算理想的“红衣案”，依旧步履维艰。

王秀兰似乎没有听进他的安慰，只是执着于那个她追问了二十年的问题。她松开陈锐的手，颤抖着伸向自己的枕头底下，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掏出一个用深蓝色土布仔细包裹着的小布包。布包已经很旧了，颜色洗得发白，但上面用红线绣着的“平安”两个字，却依然清晰可见，那是她当年一针一线，为女儿绣上去的。

她将布包塞到陈锐手里，布包很轻，但陈锐却觉得重逾千斤。

“这是……敏敏最喜欢的发夹……”王秀兰的声音带着哽咽，“她走那天……就戴着它……你拿着……等抓到那个挨千刀的凶手……你替我……替我用它打他一下……替敏敏……出出气……”

陈锐的手指触碰到布包里那枚冰凉坚硬的物体，那枚珍珠白的发卡。它曾经别在张敏乌黑的发间，见证过一个少女最美好的年华，也见证了生命最残酷的终结。他紧紧攥住布包，仿佛能感受到那份跨越了二十年的悲伤与仇恨。他迎视着王秀兰那双充满最后希冀的眼睛，郑重地、如同立誓般重重地点了点头：“好！王婶，我记下了！一定！”

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碎的小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玻璃上，很快融化成冰冷的水痕。这一幕，与二十年前，一九八八年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形成了遥远而凄凉的呼应。一个母亲漫长而痛苦的守望，似乎也即将随着这场冬雪，走向无奈的终点。

时间回溯到二零零六年的夏天。李建国的家，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客厅不再是休息和交流的空间，而是彻底变成了一个偏执的“追凶作战室”。

整整一面墙，被白纸和各种图表贴得密不透风。那是李建国自己绘制的“红衣案线索图谱”，比他在女儿刚遇害时画的要复杂、详尽无数倍。正中央是李玥穿着红色校服的照片，周围如同蛛网般辐射出无数条颜色各异的连接线，指向不同的方向：“受害者信息及关联”、“作案时间与地点规律”、“凶手侧写（身高约1.75米，体型偏瘦，手部粗糙，有鼻音，可能从事五金行业）”、“关键物证（十字螺丝、蓝色工装纤维纽扣、名片）”、“可疑地点（XX路、五金批发市场、拆迁区域）”、“疑似身份线索（‘凌’姓、‘广山’五金店）”。每一根线条旁边，都密密麻麻地标注着他的推断、疑问和待查证的信息。他用红笔将“五金行业”和“凌广山（？）”这两个关键词重重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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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桌上，堆的不再是物理教案，而是《刑事侦查学》、《犯罪心理学》、《DNA鉴定技术原理与应用》、《痕迹检验图谱》等厚厚的专业书籍。书页间夹满了便签，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注和心得，字迹时而工整，时而狂乱，显示出主人极不稳定的精神状态。

李建国坐在书桌前，头发已然花白了大半，才五十岁的人，背已经有些佝偻。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就着台灯的光，正在整理一沓厚厚的、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白银及周边地区五金店、维修铺名录”。他试图从中找出任何与“广山”或者“凌”姓相关的信息。

妻子端着一碗早已凉透的饭菜走进来，看着丈夫近乎自虐般的行为，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将碗放在桌角，声音带着哭腔和疲惫的劝慰：“老李，别熬了……求你了，吃点东西，睡一会儿吧。玥玥……玥玥都走了八年了……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垮了，让我怎么办啊……”

李建国头也没抬，只是摇了摇头，声音沙哑而固执，仿佛在念诵一段无法停止的咒语：“不熬怎么行？那个畜生……那个恶魔还在外面，说不定正好好地活着，享受着日子……我怎么能让玥玥就这么白白死了？我不能……我做不到……”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泛黄、边缘破损的纸质广告单。那是他几乎跑遍了市里所有的拆迁办、废品回收站，像大海捞针一样，最终从一个即将被处理的废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广告单印刷粗糙，上面模糊地印着“广山五金店”的字样，下面有一个手写上去的、同样模糊的“凌”字，大概是店主的姓氏。广告单的角落，印着一个简单的扳手图案logo。

李建国指着那个扳手图案，眼神狂热地对妻子说：“你看！这个扳手！和当年玥玥案发现场，床腿上发现的工具划痕，形状很像！我怀疑……我强烈怀疑这家店的老板，就是那个人！可是……可是找不到他了，店拆了，人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这几乎成了他的执念。每个月，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跑到已经面目全非的XX路一带，拿着那张模糊的广告单和凶手的模拟画像，询问那些尚未搬迁或者回迁的老居民，打听是否有人记得一个姓“凌”的、开五金店的、不太爱说话的男人。起初还有人同情他，耐心回答几句，时间久了，邻里间都在背后议论，称他为“疯老师”。但他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和议论，与他为女儿讨回公道的执念相比，轻如鸿毛。

长年累月地翻查资料、书写记录，使得他的手指布满了粗糙的老茧和因为干燥而裂开的口子，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

二零一零年的秋天，夜色渐深。白银市公安局物证室里，灯火通明，却只有陈锐一个人的身影。三十岁的他，肩上承担的压力与日俱增。他穿着白色的实验服，正俯身在高倍显微镜和一系列复杂的提取设备前，神情专注而凝重。

实验台上，摆放着那个他最寄予厚望，也最让他感到无力的证物——来自二零零零年包头郑梅案现场的“微量生物检材”（那根短小的毛发）。旁边是市局近几年新引进的、价格不菲的DNA提取和扩增试剂盒。然而，尽管技术相比十年前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对于这种微量、且可能有一定降解的陈旧生物检材，想要获得一个可用于数据库比对、清晰完整的DNA分型，依旧困难重重，成功率极低。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巨大的希望和更巨大的失望。

他反复失败，又反复重新开始。闲暇时，他就将毛发样本与各案发现的蓝色工装纤维、十字螺丝等物证放在一起，反复观察、比对，试图在脑海中构建出那个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幽灵的形象。

“凶手一定是从事五金行业的，熟悉白银，也熟悉包头……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型偏瘦，性格极其隐忍、谨慎，具备很强的反侦察能力……可能自有店铺，或者是维修工……”他喃喃自语，用笔在草稿纸上写下这些特征，随即又烦躁地划掉，“可是……这些特征还是太笼统了，符合条件的人，在白银、包头这样的工业城市，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他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站起身，走到档案柜前，再次取出了赵长河留给他的那本黑色侦查笔记。他翻到记录包头排查的那几页，目光停留在那几行早已熟记于心的字句上：

“2001年包头，废墟捡到‘山’字招牌碎片。”

“蓝色工装纽扣上，有模糊‘广’字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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