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隋朝将人口篦出来,肯定是为了课税,而不是其他什么理由。
成效也很是斐然,史书有记,隋朝国库“中外仓库,无不盈积”。
但这巨大的财富积累,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基层严密控制和对民力高效榨取的基础上。效率优先,民生关怀不足。
《开皇律》虽条文宽简,但杨坚本人后期“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常因小过重罚甚至当廷杖杀大臣,法律权威性受损。】
【这盛世之下,是国富而民疲,权集而恩寡。】
***
唐
柳芳感叹:“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
下一刻,镜头转向右侧。唐太宗李世民,凝神倾听魏征的激烈谏言,最终欣然采纳。他的案头,《尚书》翻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但李世民行的,是儒家。
我们看到的是:轻徭薄赋的诏书如春风下达;死刑需经“三复奏”、“五复奏”的慎重程序;宫女被释放归家;灾荒之年,义仓及时开赈……】
镜头拉远:初春的田野上,农夫安心播种,脸上是久违的希冀。
【李世民及其核心集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并且深刻吸取隋炀帝“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导致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
以“存百姓”为执政底线,贞观初年,即使财政困难,也坚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同时,李世民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努力维护法律公正。】
【这里,民安才是国本之固!】
***
李世民微微一笑,声音在殿堂回响:“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
【其次,同样是盛世景象,开皇年间的社会氛围要远远比唐朝紧绷。】
【隋朝在严密的户籍、法律和高效的行政管控下,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犯罪率降低。史书中有“路不拾遗”的记载。但但这种秩序,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强制力基础上的。
那时门阀余荫厚重,科举新芽尚弱。社会阶层流动性虽有松动,但远未畅通。
但改革初期涉及的利益分配调整必然引发动荡。因此对思想、言论的控制相对严格。
一定要形容的话,它更像是一幅工整严谨,却少了几分生气的盛世工笔画。】
【唐朝,也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记载出现。
但它的出现,更多是建立在在有效治理下,同时社会心理预期稳定下的共同作用结果:
均田制、租庸调制、宽仁法律、纳谏政治,共同构建了“努力耕耘即有收获,遵守法度即得安全”的社会共识。
这才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心理基础——对制度和未来的信任。
同时,科举制度在这里有了实质性的推进,为寒门士子打开了上升通道,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大。
所以唐朝,就是一幅色彩斑斓、气息奔涌、充满无限可能的盛世写意画!】
【它们的差距本质在于:开皇营造的是物理层面的静态秩序;贞观培育的是心理层面的动态和谐与蓬勃生机。
前者是“治”,后者是“兴”。】
***
汉文帝时期
刘恒将天幕的话细细揣摩几遍后,在心里默默点了点头。
只是不知,在后人看来,他们大汉,是“治”,还是“兴”呢?
***
【之前也提到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是由唐太宗始。
所以虽然杨坚同样也有一个“圣人可汗”的尊号,但这是建立在隋朝强大的军阵与雄厚的经济积累面前的。
隋朝外交手段相对单一,主要就是依靠军事胜利和朝贡体系维系主导地位。对西域等地的经营,更多出于战略安全和贸易控制目的。文明感召力尚未充分展现。
四夷之望,是敬畏,而非亲近。
但李世民的“天可汗”,武功不仅不弱于开皇,更重要的是贞观外交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天可汗”体系的建立。
因其“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开放包容的胸襟,造就了强大的文明吸引力。
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大唐征战,忠心耿耿。
四夷之望,是畏其威而深怀其德!】
***
隋文帝时期
天幕的剖析像是一个无形的巴掌,重重打在了一向以开皇盛世自得的君臣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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