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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干宝（第2页）

其次是“出版压力”。东晋的时候，虽然造纸术已经普及，但写书、出书还是很麻烦，而且“志怪小说”在当时属于“非主流读物”，正经文人都觉得这是“不入流”的东西，没人愿意帮他出版。干宝只能自己花钱，请人抄书，然后送给朋友、同事看，靠“口碑传播”。

有一次，他把《搜神记》的手稿送给大文人陶渊明看。陶渊明看完，笑着说：“干兄，你这书里写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写来干嘛？不如跟我一起写田园诗，多雅致。”干宝反驳：“田园诗写的是‘人间美景’，我这书里写的是‘人间之外的真相’，同样重要！你看《李寄斩蛇》，写的是少女勇敢，这不比某些‘士大夫胆小怕事’的故事强？”陶渊明被他说得没话说，只能点头：“你这‘鬼董狐’的名号，还真没白叫。”

还有个同事跟他说：“干大人，你写这书，万一被皇帝看到，说你‘宣扬封建迷信’，革了你的职怎么办？”干宝满不在乎：“我写的都是民间实事，又没造谣，皇帝要是问，我就跟他说‘这是百姓的声音，得听’。”

好在当时的皇帝（晋元帝、晋明帝）对“鬼神之事”也有点兴趣，听说干宝写了本《搜神记》，还专门让他进宫，给自己讲书里的故事。干宝趁机把《李寄斩蛇》《干将莫邪》这些故事讲给皇帝听，皇帝听得津津有味，还夸他：“你这书，比宫里的戏班子还好看！”有了皇帝的“口头好评”，《搜神记》的名声越来越大，抄书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才流传下来。

不过可惜的是，原版的《搜神记》有300卷，后来因为战乱、火灾，大部分都丢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搜神记》只有20卷，是后人从各种书里辑录、整理出来的。就像现在的“绝版专辑”，只剩下几首歌，但依然不影响它成为“经典”。

第五章“鬼董狐”的“严谨”：写鬼神，比写正史还较真

很多人觉得，志怪小说就是“瞎编乱造”，但干宝偏不——他写《搜神记》，比写《晋纪》（正史）还较真，把“鬼董狐”的“直笔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他不“美化”鬼神。很多志怪作者喜欢把神仙写得“完美无缺”，把鬼写得“十恶不赦”，但干宝不这么干。他笔下的神仙，有好有坏：比如《刘阮遇仙》里的仙女，热情好客，还跟凡人谈恋爱，很有人情味；但《张果老》里的神仙（虽然《搜神记》里没直接写张果老，但有类似的“神仙骗凡人”的故事），会故意捉弄凡人，一点不“仙气飘飘”。

他笔下的鬼，也不是全是“恶鬼”：比如《紫玉》里的吴王女紫玉，死后跟凡人韩重谈恋爱，还帮韩重解决困难，是个“痴情鬼”；《谈生》里的女鬼，跟谈生结婚，还生了孩子，只是因为谈生违反了“三年不点燃蜡烛”的约定，才不得不离开，临走前还把自己的嫁妆留给谈生，妥妥的“贤妻良母鬼”。

干宝曾跟朋友说：“鬼神跟人一样，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我写鬼神，就是要写它们的‘真实面目’，不能为了好看就瞎编。”这种“不美化、不抹黑”的态度，跟董狐写历史“不隐恶、不扬善”的精神一模一样——这也是他被称为“鬼董狐”的核心原因。

其次，他不“夸大”事件。很多志怪作者为了吸引读者，会把小事吹成大事，比如把“狐狸叫”说成“狐妖吃人”，把“打雷”说成“神仙发怒”。但干宝不一样，他写故事的时候，会尽量“还原事实”，不添油加醋。

比如《李寄斩蛇》这个故事，讲的是闽中地区有一条大蛇，每年要吃一个少女，当地官员只能选百姓家的女儿去“献祭”。少女李寄主动报名，带着剑和狗，把大蛇杀死了。这个故事里，干宝没有把李寄写成“超人”，而是写她“先让狗去咬蛇，自己再用剑砍蛇的七寸”，符合“凡人斗蛇”的逻辑；也没有把大蛇写成“能喷火、会飞天”的怪物，只写它“长七八丈，粗十余围，眼睛像灯笼”，是一条“体型很大的普通蛇”。

还有《宋定伯捉鬼》，宋定伯遇到鬼后，不是“一拳把鬼打死”，而是“跟鬼聊天，骗鬼说自己也是鬼，然后趁鬼不注意，把鬼变成羊卖掉”。整个过程充满了“凡人的智慧”，没有一点“超能力”，显得很真实。

干宝说：“我写这些故事，不是为了让读者害怕，而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就算遇到鬼神，也不用怕——神仙也有缺点，鬼也有弱点，凡人用智慧就能对付它们。”这种“理性看待鬼神”的态度，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也让《搜神记》超越了一般的“猎奇小说”，成了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志怪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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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还会在故事后面加“编者按”。就像现在的新闻报道，正文结束后会有“记者点评”，干宝也会在一些故事后面加上自己的看法，比如“此乃‘善恶有报’之验也”“鬼神之事，虽难测，然亦有规律可循”。这些“编者按”不是“封建迷信说教”，而是他对人性、对社会的思考。

比如《张助种李》这个故事，讲的是张助在田里种了一棵李树，后来有人看到李树下有个坑，就说“这是神仙显灵，坑是神仙挖的，用来装酒的”，于是很多人来祭拜，把李树当成“神树”。张助回来后，看到这一幕，笑着说：“这树是我种的，坑是我挖的，哪来的神仙？”然后把树砍了。干宝在故事后面加了一句：“世人多迷信，见异则怪，见怪则拜，何其愚也！”——翻译过来就是：世人太迷信，看到点奇怪的事就觉得是神仙，真是太傻了！

你看，干宝哪里是在写“鬼故事”，他是借“鬼故事”骂“迷信的人”，劝大家“理性看待奇闻异事”。这种“借鬼神说人事”的写法，比单纯写“正能量文章”管用多了——毕竟，没人愿意听大道理，但人人都爱听“鬼故事”。

第六章影响千年：“鬼董狐”的“遗产”有多香？

干宝活到了60多岁，在东晋那会儿算是“长寿老人”。他去世后，官场上的头衔很快被人忘记，但“鬼董狐”这个雅号，还有他写的《搜神记》，却流传了下来，影响了中国文学一千多年。

首先，他开创了“志怪小说”这个品类。在干宝之前，虽然也有《山海经》《列异传》这些讲“奇闻异事”的书，但《山海经》更像“地理书”，《列异传》更像“故事集”，都没有形成“体系”。而干宝的《搜神记》，第一次把“鬼神故事”系统化、规范化，确立了志怪小说“纪实性、故事性、思想性”的三大特点，相当于给“志怪小说”定了“行业标准”。

后来的文人写志怪小说，都把《搜神记》当成“教科书”。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写《幽明录》，里面的《刘阮遇仙》就是改编自《搜神记》里的故事；唐代的段成式写《酉阳杂俎》，里面的“鬼故事”风格跟《搜神记》很像；宋代的《太平广记》，收录了几百个来自《搜神记》的故事，相当于给《搜神记》做了“合集出版”。

最有名的是清代的蒲松龄，他写《聊斋志异》的时候，多次提到干宝，说自己“虽才不及干宝，而志继其踪”——意思是：我虽然才华不如干宝，但我的志向是继承他的事业。《聊斋志异》里的很多故事，比如《聂小倩》《画皮》，都能看到《搜神记》的影子：聂小倩是“善良的女鬼”，跟《紫玉》里的紫玉很像；画皮鬼是“伪装成美女的恶鬼”，跟《搜神记》里的“狐妖变美女”异曲同工。

可以说，没有干宝的《搜神记》，就没有后来的《聊斋志异》，也没有中国“志怪小说”的千年传承。干宝就像“志怪小说界的孔子”，开创了一个学派，影响了无数后人。

其次，他的“鬼故事”成了“文化IP”，被改编成各种作品。从古代的戏曲、话本，到现代的电影、电视剧、动漫，《搜神记》里的故事一直是“热门素材”。

比如《干将莫邪》，被改编成了电影《铸剑》，还被写进了语文课本，成了“必学篇目”；《李寄斩蛇》被改编成了动画片，成了“儿童安全教育片”（告诉小朋友要勇敢、有智慧）；《宋定伯捉鬼》被改编成了小品、相声，成了“搞笑素材”——你现在在网上看到的“人骗鬼”的段子，很多都能追溯到这个故事。

甚至连“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这些习俗，也能在《搜神记》里找到相关的故事（比如《屈原》的故事，虽然《搜神记》里没直接写，但有类似的“忠臣死后显灵”的记载）。可以说，干宝的“鬼故事”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成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最后，他的“鬼董狐精神”影响了后世的“纪实写作”。干宝写《搜神记》的“严谨、真实、理性”，不仅影响了志怪小说，也影响了后来的“纪实文学”。比如唐代的柳宗元写《捕蛇者说》，用“捕蛇人的真实经历”反映社会问题，跟干宝“借鬼神说人事”的写法很像；现代的“非虚构写作”，强调“真实、客观、有思想”，跟干宝写《搜神记》的理念也不谋而合。

有人说，干宝是“中国第一个非虚构作家”，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有道理——他用“写正史的态度写鬼故事”，用“鬼故事的形式反映现实”，这种“跨界写作”的智慧，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第七章结语：不止“鬼董狐”，更是“故事的传承者”

现在提起干宝，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写鬼故事的”，知道他的雅号“鬼董狐”，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写“鬼故事”的背后，是对“真实”的追求，对“人性”的关注，对“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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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封建迷信的宣扬者”，而是“民间故事的收集者”；他不是“不入流的文人”，而是“跨界写作的先驱”；他的《搜神记》不是“猎奇小说集”，而是“记录东晋社会的‘活化石’”——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反映了东晋人的生活、信仰、价值观：《李寄斩蛇》反映了百姓对“勇敢者”的崇拜，《干将莫邪》反映了百姓对“暴君”的憎恨，《紫玉》反映了百姓对“自由爱情”的向往……

如果干宝活在现在，他可能会是个“爆款UP主”，专门拍“民间故事科普视频”，标题是《东晋人信什么鬼神？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懂了》；也可能是个“畅销书作家”，写的《搜神记》会被贴上“非虚构悬疑”“文化科普”的标签，销量轻松破百万；还可能是个“文化学者”，在大学里开一门“中国志怪小说研究”的课程，学生挤破头都想选。

但不管活在哪个时代，干宝都不会变——他永远是那个揣着小本本，追着别人问“你有没有见过奇怪的事”的“故事爱好者”，永远是那个“写鬼神比写正史还较真”的“鬼董狐”。

最后，用干宝在《搜神记·序》里的一句话结尾：“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希望后来的“故事爱好者”，能记住这些故事的本质，看看这些故事，既能打发时间，又能有所收获。

干宝做到了，他的《搜神记》做到了，他的“鬼董狐”精神，也会一直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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