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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章（第1页）

还有，1741年，据说列勃拉托夫斯基商队回国时，特意垦清满清政府将在北京布道团学习的学生弗拉迪金及贝科夫二人顺带回国。原因就是“他们向领队提供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秘密情报，这些情报对俄罗斯帝国很有利”[21]。可惜，究竟是些什么情报，档案没有记载。

除了罗索兴外，这段时期值得一提的布道团人物还有a·列昂季耶夫（1716-1786）。第三届布道团学员。他的著作十分丰厚，“俄国当时出版了120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有20种书和2篇论文是列昂季耶夫完成的”[22]。从本质上来说，他的汉学研究主要是资料翻译，也就是“情报收集”。最主要的如：《雍正朱批谕旨》，可以了解中国政府最高层办事的原则和作风；《大清会典》，就是1781年应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谕旨而翻译的，以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就连他翻译儒家经典《大学》、《中庸》等都是当时沙俄国内政治稳定的需要等等[23]。由此也可以看出，沙俄需要的有关中国的情报，除了现实需要外，还包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的需要。这也许就是俄罗斯汉学学术和情报双重特性的原因。

由于十八世纪末，商队贸易终结，在俄中关系格局中，布道团的地位自然相对提升。沙俄政府的注意力开始正式转向布道团。但是，鉴于布道团糟糕的现实情况，不改革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陆续对布道团进行了一些缓慢但有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非一步到位，而是步步为营，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改革措施开始于第八届布道团（1794—1807），结束于第十届布道团（1821-1830）。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第一，从1794年开始，将布道团监督官的设立制度化。监督官代表沙俄政府，“一般由外交部官员兼任，其责任在于过问运输队伍的组建，保证食物和宿营，与满清在蒙古和中国境内的官员谈判。担负为布道团而拨的所有款项的随带。除此之外，监督官还要担负起在满清首都的一切外交使命。护送布道团的哥萨克队伍也由监督官指挥”[24]。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设立监督官一职，除了以上这些职能之外，还有另外一项职能，就是对布道团内部成员进行监督。这方面职能在当时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关于这点，这回满清理藩院倒是明白。1795年，满清理藩院在一封致沙俄枢密院的信函中就说“现据前来监督俄罗斯人等之贵国武官瓦·古穆诺夫函称···”[25]，这里明确称“监督官”是来监督住在北京的俄罗斯人的。事实上，自从设立监督官以后，布道团的内部管理状况稍加好转。原先那种糟糕的情况到第九届布道团之后，就基本上不存在了。这和监督官的设立有一定关系。但是，应该说，影响有限。因为监督官并不长期和布道团居住在北京。只是送新接旧之间很短的一个时期居住在北京。

布道团的监督官是1736年从第三届开始设立的。但是，没有制度化。真正制度化是从1794年第八届布道团开始的。这届监督官为瓦·伊古姆诺夫。目前没发现有什么详细资料记载其人的活动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他没起什么作用。这一届布道团依旧混乱不堪；第九届布道团的监督官是谢·别尔武申，“从其外交部同僚那里接受了命令式的行动指南，沿途到北京要查明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俄罗斯政府最感兴趣的问题，即英国政治在中国的主动性问题。谢·别尔武申的使命就是要弄清中国对待英国的态度，以及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数量，在中国商店出售的是那些英国货物等等。这个行动指令还包括另外一系列问题。如约·阿·卡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何在，卡尔梅克人离开俄罗斯等等问题”[26]。但是，它究竟是否完成了这些使命？不得而知。看来也没有起什么显著的作用，他自己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倒是第十届布道团监督官费·季姆科夫斯基，素质很高，1820-1821年在京期间，努力加强监督布道团成员们的学习和研究，素有“俄国中国学家族长”之称。1821年回国后任亚洲司司长。他那本《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被翻译成法、英、德、荷等各种语言，国际知名。此后的几个监督，像第十一届布道团的拉德任斯基，第十二届布道团的柳比莫夫，第十三届布道团的科瓦列夫斯基等都很有影响。监督官的设立使布道团的建构制度更进一步走向完善。

第二，加强布道团人员的选拔和管理。第八届布道团大司祭索·格里鲍夫斯基给俄罗斯东正教最高事务委员会提了很多意见。其中有几条非常重要。比如，他提出，今后一定要选拔那些素质高，受过正规神学院教育的神职人员来北京；主张在俄罗斯和北京开办汉、满语学校；加强大司祭的权威，并制定惩罚那些不守规矩不服调度的一般布道团成员的条例等等[27]。这些建议在以后，都不同程度地为沙俄政府所吸收，为进一步完善布道团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关于“惩罚行为不端的布道团成员”这一条，此后就开始实施。第九届布道团成员“巴利莫夫斯基，格拉莫夫和修士辅祭涅克塔里亚酗酒。后者在1810年被遣送到伊尔库茨克，被褫夺神职，发配到军队里服役，格拉莫夫则服毒自尽，巴利莫夫斯基也于1814年被遣送回伊尔库茨克”[28]。索·格里鲍夫斯基本人在职时，就身体力行，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布道团汉学研究基础。1795年，他首倡在北京布道团建立图书馆。并且鉴于满清公派“先生”的怠工情况，开“私聘”先生之例。这样做的后果，是进一步完善了布道团内部的“汉学教育体系”，打下了以后几届布道团汉学研究蒸蒸日上的基础。同时，从1807年第九届布道团开始，由派遣一般学生改为派遣大学生。一般来说，这些大学生都来自神学院，主要是圣彼得堡神学院。他们的素质较以前的学员为高。这从整体上改变了布道团成员的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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