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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第1页）

第三，颁布“1818年指令”。1818年，伊尔库茨克总督制订了一份对第十届布道团的指令，呈请沙皇。8月4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这就是所谓“1818年指令”。这份指令源于比丘林的建议。1810年，针对布道团的混乱状况，比丘林两度致函伊尔库茨克总督，建议对布道团进行整顿。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提高布道团成员的文化素质，应该派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人往北京布道团；二是提高布道团首脑的领导功能，政府应该赋予大司祭以领事的职权[29]。实际上，这两条建议，早就被陆续提出来过。但是，早先沙俄政府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整顿布道团的急切需要，所以，一直只刮风，没下雨。到了十九世纪初，传统的俄中通使通商关系的格局已经改变，布道团日益成为沙俄政府联系中国政府的唯一可靠组织。所以，在这个时候改革布道团实在是时代的迫切要求。1818年指令的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了“今后布道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全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布道团应向外交部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情报”[30]。这意味着布道团开始由一个不起眼的宗教组织，向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政治经济组织转化。随后，外交部给布道团下达了一系列指令，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布道团“布道”要极其谨慎，以免触怒满清政府。1833年4月，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一封给布道团的信中就说“特别是企图在中国臣民中传播基督教义，最容易产生怀疑···所有这些促使我们恳切地请求你们，不要陷入这种富有危险性的活动领域，而使你们的活动限制在布道团的一些事务上”[31]。这已经很明确了，外交部不希望布道团在中国老百姓中传播东正教，以免引起矛盾。这使我们想起当初彼得大帝在1698年，为了经营好东正教在北京的据点，曾经给西伯利亚衙门长官维尼乌斯作指示：“此事甚善，惟为上帝起见，行事宜谨慎，戒鲁莽，以免结怨于中国官员及在当地栖身多年的耶稣会士”[32]。虽然都是谨慎，但是，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和此时外交部的谨慎，由于时代不同，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是传教的谨慎；而此时的谨慎，却已经是收集情报的谨慎了。布道团这种角色的转化，实际上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沙俄希望把布道团建设成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情报组织”。这是在当时通使通商关系遇到阻力之后的一种变通；另一方面，满清政府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33]。其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反对西洋传教士在中国老百姓中自由传教。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初，满清地方政府严禁传教，许多传教士被逮捕。1785年“巴亚里央私入内地传教，经湖广地方官查拿，究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俱有传教之人。事闻，交刑部审，拟永远监禁”[34]。1805年“夏四月，禁止洋人刻书传教。御史蔡维钰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奉谕‘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学，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人民往来交结’”[35]。围绕这个1818年指令，沙俄政府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1）、重新规定了布道团的人员定额及补充原则。“布道团的非宗教人员由大学或特种中学毕业者补充”。稍后，每届布道团又增派一名医生和画家。被选派的人员都在国内先集中学习汉、满语言。“在中国，他们被指定研究中医、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特别是儒学）、数学、历史、地理、治国之学、法学、农业、以及中国的生活习惯和艺术。这些学生被列为科学院、医学科学院、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自由经济学社的通讯员，这些单位给他们拟出工作计划，他们必须向这些单位提出报告、科学著作、植物和矿物标本”。对于神职人员的任务，副首相在1823年2月给教育部长的信中说“收集有关中国人的农业、他们的家庭生活、务农等情况。还要研究中国的法律和哲学”[36]。

（2）、增加布道团人员的薪水，为他们完成特别使命提供物质基础。关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成员的薪水和生活费用问题，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沙俄政府拨给。刚开始数量很少。给修士大司祭规定的薪俸为每月100卢布，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每月30卢布，教堂辅助人员每人每月20卢布[37]。可谓杯水车薪。稍后，大司祭薪水增加到600卢布，神父300卢布，辅祭200卢布，而一般神职人员仅60卢布[38]。到十八世纪末，沙俄政府开始重视布道团建设，所以，薪水有所增加。如第九届布道团成员薪水就成倍地增长了。“大司祭1500卢布，其中500卢布用于雇佣服务人员和车子；两个修士司祭和一个修士辅祭每人400卢布，两个教堂杂役每人300卢布。四个学生每人400卢布。另外，400卢布用于给老师送礼，另450卢布用于宴会，500卢布用于修缮建筑”[39]。有时还偶有补贴，如1795年，伊尔库茨克总督就曾就补给问题，写信给库伦满清边疆大臣：“惟我独尊仁慈君主···谕令对于新任宗教人员在已发俸给之外，再予补贴，以便该项宗教人员享用此种补贴···”[40]。但沙俄政府所发薪俸及补贴需两国互换外交文书，如果满清政府不允许，钱粮就无法运到北京。所以，经常不能及时送达手中；除了沙俄政府的薪俸及补给外，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前，满清政府还一直给布道团发比较充裕的薪俸，粮食，衣服等生活物资。具体数量为：修士大司祭和辅祭“按中国历法，大月发四两五钱，小月法四两三钱五分；对每个教堂辅助人员则每月发给一两五钱。此外，每个隔三年还发给他们四季所需衣服，每隔五天就用大车给他们运来鸡、鸭，鹅、羊等各种食物。总之一句话，所有的物品，甚至小到火柴，都是由官家供给的”。据称，1715年，第一届布道团来北京时：“由官家发给修士大司祭八百两银子，修士司祭和辅祭六百两银子，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两百两，让他们用这笔钱为自己购买房产；还给修士大司祭七百两银子，给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五百两，给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一百五十两，让他们购买奴仆”[41]。待遇是相当优厚的。至于满清理藩院聘请布道团学员做翻译，银子另外算。一个堂堂帝国，花这么多钱，让人家来首都作间谍，这也算是千古奇闻了。算起来，这全是闭关锁国的怪胎。当然，满清政府这样做，除了显示泱泱大国的气度外，也有限制布道团人员定额的作用。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其第十条规定“俄国人习学中国满、汉文义居住京城者，酌改先时定限，不拘年份。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随办事官员径回本国。再派人来京接替。所由据京俄国之人一切费用，统由俄国付给，中国毋庸出此项费用”[42]。从此，满清政府再也不出资供养这群间谍了。算是结束了这天下第一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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