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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ldo;女孩子&rdo;一旦更名为&ldo;历史&rdo;，则胡适也好，冯友兰也好，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继续奉行&ldo;金屋藏娇&rdo;的故事，亦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为之&ldo;装扮涂抹&rdo;。自此以後（其实，此前亦然），&ldo;女孩子&rdo;便不只是单方面&ldo;千依百顺&rdo;的&ldo;服从&rdo;，她也会对试图亲近她、掌控她的人提出要求。你能&ldo;涂抹&rdo;她，她也要&ldo;装扮&rdo;你，适如玛丽娅?鲁宾逊所云：&ldo;我们把历史塑造成型，它反过来又影响我们&rdo;。

更有意思的，则是试图对&ldo;女孩子&rdo;上下其手的人，往往因价值观、时代性及影响力的差异，在如何&ldo;装扮涂抹&rdo;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乃至分化为不同群体，相互攻讦。适如柯文（paulahen）所说：&ldo;文化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rdo;（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变动中的中国研究视角》，2002年12月）。

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西方、传统性-现代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ldo;群体&rdo;用以相互&ldo;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rdo;的工具。柯文撰《历史三调》（1997年），则是对作为工具的义和团进行神话解构和历史重建的尝试。

未完成的第一调

《历史三调》的副题是&ldo;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rdo;。从此书在史学界的影响来看，&ldo;神话&rdo;最引人注目；从全书的结构和篇幅来看，&ldo;经历&rdo;所占比重最大；从作者的自我期许‐‐&ldo;对义和团事件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rdo;‐‐来看，&ldo;事件&rdo;应可视为信史。但是，柯文笔下的&ldo;事件&rdo;，不论史料的采用和解读，还是所占篇幅（约为全书十分之一），俱嫌单薄，似不足以支撑或曰导入&ldo;经历&rdo;与&ldo;神话&rdo;两个话题。

对此，他并不讳言：&ldo;在本章重塑义和团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利用了第二手资料&rdo;。细按其书，不难发现，在叙述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和发展时，柯文幾乎全盘采用周锡瑞（josephwe射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献考证与史实阐释，甚至连&ldo;义和&rdo;二字的英译、&ldo;九头蛇&rdo;的譬喻亦径行迻用，虽偶有辩诘，究无改大体；此外，则大量采用中国历史学者如路遥、程啸诸人采访编著的资料，以及中国各研究机构刊印的史料。易言之，在义和团历史事实的发现与历史意义的发明层面，柯文毫无贡献，他的谋篇布局乃至遣词造句，早被他人限定，别无新意。

而在叙述义和团战争的背景和进程时，他甚至忽略了两项重要事实：其一，清廷在&ldo;废立&rdo;问题上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甚至慈禧的执政地位也受到威胁‐‐西人发出照会，勒令慈禧归政于光绪；虽有学者对此质疑，然非空穴来风。这是除了民-教冲突、华北大旱及朝廷政争以外，导致义和团运动由国内暴动发展为国际战争的重要原因。其二，义和团战争爆发前後的关键事件。如使馆卫队在&ldo;黑色星期五&rdo;（1900年6月13日）首倡&ldo;猎取拳民行动&rdo;‐‐此前，拳民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中国教民，而非外国人；清廷对各国&ldo;宣战&rdo;（6月21日），在时间上要晚于联军不宣而战夺取大沽炮台（17日）。无疑，这些事实对于&ldo;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rdo;非常重要，柯文实在不应忽略。以此，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作者‐‐才会说：&ldo;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rdo;。

此书第二调的命意，在于说明&ldo;我们（案谓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的观念，往往与直接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了真实的历史&rdo;；此意以俗语解之，不妨说：人民创造历史，但历史不由人民书写。以文学化的语言解之，则如书中所引霍夫曼之诗，云：&ldo;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令人难忘！那些身首异处的人在诉说着什么？&rdo;

永不终结的神话

然柯文此书的看点究在于第三调，即&ldo;作为神话的义和团&rdo;。业已身首异处的人说着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有其元的人此後说了些什么。那么，义和团是怎样一个神话？柯文定义如此：&ldo;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rdo;。

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固不可取，但是&ldo;攻击西方侵略行径&rdo;（即爱国主义），则不应&ldo;遭到痛斥&rdo;；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以前），义和团却得不到这样的表扬。在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迷信愚昧、野蛮残暴和盲目排外，义和团什么也不是。而且，义和团还被当作一个象征，集中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一切不利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负面因素。同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畅销书，好莱坞电影，新闻报道）则更进一步，将义和团直接与中国人等同，认为中国人&ldo;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rdo;，显然是&ldo;义和团後遗症&rdo;尚未痊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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