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七章新的使命
秋意渐深,窗外的银杏终于褪尽了最后一丝金黄,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沉默地指向灰白天空。我的身体康复进入了一个平稳而缓慢的平台期——骨折愈合良好,内脏功能基本恢复,左腿的力量和灵活性虽然仍不及从前,但已能支撑我独立行走半小时而不必停下喘息。伤口留下的疤痕组织在一次次复健中被拉扯、软化,从最初触目惊心的暗红凸起,逐渐平复为颜色稍浅的、坚韧的皮肉。它们还在,或许永远都会在,但已经不再时刻以尖锐的疼痛宣告存在。
与之相比,心理的康复则更像一场没有明确标志物的长途跋涉。噩梦的频率降到了每周一两次,闪回依然偶有发生,但持续的时间短了,我能更快地使用陆医生教的方法将自己“拉”回来。那个悬浮在半空的、审视一切的观察者依然存在,但它的声音变小了,不再是不容置疑的冰冷指令,更像一个需要被倾听但不必盲从的背景音。
我开始能够连续睡上四五个小时,能够在人多的食堂安静地吃完一顿饭而不必全程绷紧神经,能够在陈曦临时离开时,看着房门,心里浮现的是她回来的样子,而不是计算着她可能背叛的几率。
但这种“好转”本身,却带来了新的、更难以言说的空洞感。
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破损严重的船,被拖回船坞,修修补补,堵上了漏水的窟窿,加固了断裂的龙骨。它不再下沉,能平稳地停泊在平静的港湾里。但然后呢?它还能再次起航吗?它还记得如何驾驭风浪吗?或者,它是否已经失去了再次驶向深海的勇气和资格?
这个问题,在一个周二的下午,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摆在了我面前。
那天的复健结束后,我出了一身薄汗,坐在康复室外的长椅上休息,看着窗外萧索的庭院。杨建国来了,不是一个人,身边还跟着一个我没见过的、约莫五十岁上下、气质儒雅的男人。那人穿着便服,但站姿笔挺,眼神沉静锐利,有种久居上位却不张扬的气度。
“林峰,介绍一下,”杨建国走到我面前,语气是公事公办的正式,“这位是部里政治部的张副主任,分管干部培训和院校工作。”
我本能地想要起身,张副主任却摆摆手,在我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动作自然随意。“坐着说,坐着说。林峰同志,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他的声音温和,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
“好多了,谢谢领导关心。”我回答得标准而谨慎,目光快速掠过杨建国。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站在一旁。
“那就好。”张副主任点点头,目光落在庭院里那几棵枯树上,像是在组织语言,“林峰同志,我今天来,一方面是代表组织看看你,另一方面,也是想听听你个人对未来的想法。”
未来?这个词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心湖,漾开一圈圈迷茫的涟漪。我的未来?过去几年,我的“未来”就是活过今天,活到明天,活到任务结束。至于任务结束之后?那是一个奢侈到不敢细想的概念。
“我……服从组织安排。”我说出了最安全、也最没有内容的答案。
张副主任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了然,也有些更深的东西。“组织上当然会考虑安排。但在这之前,我们更想了解你个人的意愿和想法。毕竟,经历了这么多,你对工作的认识,对自己的定位,可能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他顿了顿,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但没有打开,只是拿在手里。“根据你的身体状况评估和专家意见,短期内再承担一线外勤,特别是高风险卧底任务,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话像一根细针,精准地刺中了某个我自己都未敢清晰触碰的隐痛。不能再上一线了。这个结论理性、客观,符合医学判断。但听到它被如此明确地说出来,胸腔里还是猛地一空,仿佛有什么东西被连根拔走了。
“但是,”张副主任话锋一转,目光落在我脸上,“你这些年积累的经验、对犯罪网络的洞察、在极端环境下的应变和心理体验,是极其宝贵、甚至独一无二的财富。就这么搁置,是巨大的浪费,也是对你不凡付出的不尊重。”
他打开文件夹,抽出几页纸。“目前有几个初步的考虑方向,想听听你的意见。”
“第一,去公安大学或刑警学院,担任客座教官或专职教员。你的实战经验,特别是卧底侦查、犯罪心理、危机应对方面的切身体会,是书本和理论无法替代的。培养下一代刑警,特别是缉毒侦查人才,意义重大。”
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警校课堂的画面。我站在讲台上,台下是一张张年轻、热切、尚未被风霜侵蚀的脸。我能教他们什么?教他们如何识别毒品?如何扮演另一个人?如何在谎言中保持清醒?还是教他们,这条路走下去,可能会失去什么,会变成什么样子?
“第二,调入部里或省厅的侦查指挥或情报分析部门。你的宏观视野和微观洞察结合得很好,能从一线带回最鲜活的情报感知,又能站在更高层面理解犯罪网络的运作。可以从事案件督导、战略研判、或者新型犯罪模式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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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办公室里,分析报告,研判情报,下达指令。远离枪声、血腥和直面生死的压力。这听起来安全、体面,甚至……轻松。但那些冰冷的纸张和数据,能承载我曾亲眼所见的、活生生的罪恶与挣扎吗?我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还能真正理解在边境线上、在毒窟泥沼中战友们每一刻的呼吸吗?
“第三,”张副主任的声音略微压低了一些,目光更加专注,“鉴于当前禁毒形势的复杂化和犯罪手法的不断翻新,部里正在筹备组建一个特别的‘禁毒战术与心理研究指导中心’。这个中心需要汇集最顶尖的实战专家、心理专家、技术专家,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研究新型毒品犯罪趋势和打击策略;二是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战术和心理支持;三是对一线缉毒干警,特别是执行高危任务的干警,进行专业的战前培训和战后的心理支持与康复指导。”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征询的意味:“这个中心的构想,很大程度上,是受你这次经历的启发。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机制,让像你这样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经验,能够系统性地传承下去,能够实实在在地保护更多的战友,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如果你愿意,这个中心副主任的位置,我们希望你认真考虑。”
指导中心。研究。培训。支持。
这些词在我脑中盘旋。它们听起来重要、前沿,甚至充满了某种“华丽”的使命感。远离直接的枪林弹雨,却依然在战斗的核心。用头脑和经验,而不是用身体和性命去搏杀。这似乎是完美的安排——既能发挥价值,又能获得相对安稳的生活,还能陪伴陈曦,开始构建那个我们小心翼翼谈论过的“未来”。
但为什么,当这个选项被清晰勾勒出来时,我心里涌起的不是释然或向往,而是一种更深的、近乎窒息的恐慌?
仿佛我被邀请进入一个明亮、洁净、秩序井然的玻璃温室。那里有最好的土壤、最适宜的温度、最精心的照料。我可以安全地生长,开出被期待的花朵,结出被定义的果实。代价是,永远被隔绝在真正的风雨之外。
我沉默得太久。康复室里只剩下仪器偶尔发出的嘀嗒声,和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
杨建国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林峰,这不是命令,只是选项。你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张主任的意思,是希望你能从‘心’出发,找到真正能让你安顿下来、继续发光发热的位置。”
从“心”出发?
我的心在哪里?它似乎还遗留在边境线上潮湿的丛林里,遗留在仓库冰冷的空气中,遗留在老马被埋的橡胶林下,遗留在父亲墓碑前那块被岁月磨蚀的石头上。它被撕扯过,浸泡过,冻伤过,灼烧过。它现在还在缓慢地、艰难地重新跳动,但每一次搏动,都带着那些地方的尘土和回声。
“我……”我张了张嘴,声音干涩,“我需要……时间想想。”
“当然。”张副主任合上文件夹,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温和。“不着急。身体是第一位的,彻底养好。有什么想法,随时可以找杨局,或者直接找我。”他递给我一张简洁的名片。
他们离开后,我一个人在长椅上又坐了许久。初冬的风带着寒意从窗户缝隙钻进来,我拢了拢外套,却感觉那寒意似乎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那天晚上,陈曦带来了她亲手炖的汤。她最近在尝试学习烹饪,说是“为以后做准备”。汤的味道其实很普通,甚至有点咸,但我喝得很慢,一口一口,仿佛在品尝某种陌生的、属于“正常生活”的滋味。
“今天杨局带来了一位领导?”她一边帮我盛饭,一边状似随意地问。她的消息总是很灵通。
“嗯。政治部的张副主任。聊了聊……以后的工作安排。”我放下汤匙,看着碗里袅袅升起的热气。
陈曦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把饭递给我,在我对面坐下。“他们……给了你什么选择?”
我把三个方向大致说了一下,尽量语气平淡,像是在陈述别人的事情。
她听得很认真,长长的睫毛低垂着,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我说完后,她沉默了一会儿,用筷子无意识地拨弄着碗里的米饭。
“你怎么想?”她终于抬起头,看着我,眼神清澈,却带着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感到一阵无力,“听起来都很好。很合理,很……安全。”
“安全不好吗?”她轻声问,声音里有一丝几不可察的颤抖。
我看着她。灯光下,她的脸庞柔和,眼角的细纹比几年前明显了,那是担忧和等待留下的痕迹。她应该有安稳的生活,有可以期盼的、不再被突然的电话和漫长的分离打断的未来。她值得所有这些。
“安全很好。”我说,每个字都像有重量,“对你,对我,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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