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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房玄龄（第2页）

-抢资源：把秦王府的“精兵强将”调走，给他们“闲职”（相当于“把核心技术人员调去行政岗”）；

-造谣言：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想谋反”（相当于“在投资人面前抹黑CEO”）；

-下绊子：有次李世民生病，李元吉偷偷给李世民送“毒酒”（相当于“同事下毒陷害”），还好李世民命大，没喝死。

秦王府的人都急了，长孙无忌（李世民的大舅哥）说“不如跟他们拼了”，尉迟恭（武将）说“再忍下去，咱们都得死”，只有房玄龄“沉得住气”。他跟李世民说：“现在不是‘拼不拼’的问题，是‘怎么拼’的问题。李建成是太子，有‘名分’，咱们要是贸然动手，会被人说‘谋反’；但要是不动手，咱们迟早会被他们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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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公司危机顾问”，不只会“喊打喊杀”，还会“分析风险”——这就是房玄龄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看的是“眼前的气”，他看的是“长远的局”。

3.2制定方案：“玄武门计划”的“总设计师”

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反击”，但具体怎么干，大家都没头绪——是“直接带兵冲进东宫”（硬刚），还是“找李渊告状”（打嘴仗），还是“偷偷埋伏”（偷袭）？

这时候房玄龄站出来，拿出了一套“详细方案”，也就是后来的“玄武门之变”计划：

1.选地点：在“玄武门”（皇宫北门，李建成和李元吉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埋伏，这里人少，易守难攻，还能堵住他们的退路——相当于“在对手必经的小路上设埋伏，比在大路上硬刚更省力”。

2.定人选：让尉迟恭、程咬金等“猛将”带士兵埋伏，长孙无忌负责“联络宫内眼线”（确保消息不泄露），房玄龄和杜如晦负责“写檄文”（事后向天下解释“为什么动手”，占住“舆论高地”）——相当于“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不浪费一个人”。

3.算时间：选在“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刚起床，没防备）动手，而且当天李渊要“召见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肯定会去皇宫，不会缺席——相当于“选对手最放松的时候动手，成功率最高”。

李世民看完方案，拍案叫绝：“就按你说的办！”但还有个问题：杜如晦之前被李建成“排挤”，已经回家“养病”了，现在要让他回来参与计划，万一被李建成的人发现怎么办？

房玄龄说：“我去请他！”他化妆成“老百姓”，偷偷跑到杜如晦家，跟他说“现在是生死关头，你要是不回来，咱们所有人都完了”。杜如晦被感动了，当即跟着房玄龄回到秦王府——这就是“团队凝聚力”，房玄龄不仅能“出方案”，还能“拉队友”。

3.3执行与善后：“搞定舆论”的“公关高手”

公元626年7月2日，玄武门之变爆发。李建成和李元吉果然像房玄龄预料的那样，带着少数随从经过玄武门，结果被尉迟恭等人埋伏。李建成当场被杀，李元吉想逃跑，也被尉迟恭追上砍了头——计划执行得“完美无缺”。

但“动手”容易，“善后”难。当时李渊还在皇宫里“划船”（据说是在等三个儿子来上朝），听说“太子和齐王被杀”，当场就懵了，差点晕过去。大臣们也炸开了锅：“李世民杀了太子，这是‘谋反’啊！”

这时候，房玄龄早就准备好了“公关文案”——他写了一篇“檄文”，里面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想谋害李世民，还想造反，李世民是‘正当防卫’，为了保护皇帝和国家，才不得不动手”。然后他让长孙无忌把“檄文”传给全天下，还让大臣们“联名上书”，劝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

李渊看着“证据”（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罪证，都是房玄龄提前收集的），听着大臣们的“劝说”，再想想李世民的“功劳”，终于松口：“好吧，就立李世民为太子，以后朝政都交给李世民打理。”

三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当上了皇帝（唐太宗），唐朝的“CEO”正式换了人。论功行赏时，房玄龄被封为“邢国公”（爵位，相当于“开国元勋+股权分红”），还被任命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从“创业公司助理”到“帝国宰相”，房玄龄用一场“玄武门之变”，完成了“职场跃迁”。

第四章贞观年间：“帝国首席运营官”，从“制度设计师”到“百官榜样”

4.1制定“公司手册”：《唐律疏议》的“总编剧”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想把唐朝打造成“百年企业”，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创业公司”。他知道，“百年企业靠制度”，于是让房玄龄负责“制定国家制度”——相当于“编写公司员工手册+管理制度”。

当时隋朝的法律又“乱”又“严”：比如偷一文钱就判死刑，老百姓稍微犯点错就被重罚，结果“民怨沸腾”。房玄龄觉得“法律不能太严，也不能太松，得‘公平合理’，让老百姓服”。

于是他带着一群“法律专家”，花了十年时间，编出了《唐律疏议》——这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法律”之一，里面有五个特点，放到现在看都很“先进”：

1.减刑罚：把隋朝的“死刑”从200多条减到50多条，还取消了“连坐”（一人犯罪，不连累家人）——相当于“公司取消‘连带责任’，员工犯错只罚本人，不罚团队”。

2.明权责：明确“官员该干什么，百姓该干什么”，比如官员“贪污一尺布就判刑”，百姓“交税晚了有宽限期”——相当于“明确岗位说明书，谁的活谁干，谁的错谁担”。

3.重证据：判案时必须“有证据”，不能“凭猜测”，比如有人被诬告，只要没证据，就不能定罪——相当于“公司处理员工纠纷，只看证据，不看‘谁嗓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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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等级：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也考虑“特殊情况”，比如“老人、小孩、孕妇”犯罪，可以“减刑或免刑”——相当于“公司制度照顾‘特殊员工’，比如孕妇可以申请弹性工作”。

5.易理解：把法律条文写得“通俗易懂”，还配上“解释”，让老百姓都能看懂——相当于“公司手册不用‘专业术语’，用大白话写，员工一看就懂”。

《唐律疏议》出来后，不仅唐朝用了几百年，还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成了“东亚法律范本”——相当于“公司制度成了行业标准，其他公司都来抄作业”。李世民高兴得说：“有了这法律，天下就好管了！房玄龄，你立了大功！”

4.2管理“百官团队”：“不搞派系”的“职场老好人”

贞观年间的朝堂，就像“大公司的高管团队”——有魏征（敢骂皇帝的“合规总监”），有李靖（能打仗的“业务总监”），有长孙无忌（皇亲国戚“联合创始人”），还有各个“部门负责人”，人多嘴杂，很容易“搞派系”。

但房玄龄当宰相后，却把“百官团队”管得“服服帖帖”，秘诀就一个：“不偏不倚，只看能力”。

有次，一个“吏部官员”（相当于“HR经理”）想给“自己的亲戚”安排个“肥差”，偷偷给房玄龄送了“黄金百两”。房玄龄当场就把黄金退回去了，说：“朝廷选官，看的是‘本事’，不是‘关系’。你要是真为朝廷好，就推荐有能力的人，别搞这些歪门邪道！”那官员吓得赶紧认错，以后再也不敢“走后门”了。

还有次，魏征跟房玄龄“吵架”——魏征觉得“房玄龄制定的制度太‘宽松’，容易让官员偷懒”，房玄龄觉得“制度太严会让官员不敢做事”，俩人在朝堂上吵得面红耳赤。李世民以为房玄龄会“记仇”，没想到散朝后，房玄龄找到魏征，说：“你说的有道理，我回去改改制度，咱们再商量。”魏征都愣了：“你不生气？”房玄龄笑了：“咱们都是为了朝廷好，吵两句怕什么？”

就因为房玄龄“不搞派系”“能听劝”，大臣们都愿意跟他合作——魏征敢“骂皇帝”，但会跟房玄龄“商量怎么改”；李靖能“打仗”，但会跟房玄龄“要粮草”；长孙无忌是“皇亲”，但会跟房玄龄“聊朝政”。整个朝堂就像“团结的团队”，没有“勾心斗角”，只有“一起干活”——这就是房玄龄的“管理艺术”：不是“靠权力压人”，而是“靠人品服人”。

4.3“怕老婆”名场面：唐朝“妻管严”的“幸福烦恼”

房玄龄什么都好，就有一个“小毛病”：怕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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