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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王安石（第2页）

可问题又出在“钱”上。地方官把“免役钱”定得太高，连穷人都得交，还额外加了“免役宽剩钱”，说是“留着备用”，其实全进了自己腰包。有个叫韩维的官员跟王安石说：“我老家那边，有农民交不起免役钱，只能卖房子卖地。”王安石不信，亲自去韩维老家调研，一看真的——有个老农拉着他的手哭：“大人，我不是不想交钱，是交了钱就没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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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回来后，一宿没睡，改了“免役法”，规定“穷人可以不交钱”，可地方官还是不执行，因为“少收钱就少捞钱”。王安石这时候才明白：“改革不光要改制度，还得改人——可宋朝的官，早就被‘安逸’惯坏了，哪那么好改？”

除了这俩，还有“市易法”（官府管市场，防止商人垄断涨价）、“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面积收税，不让地主逃税）、“保甲法”（组织老百姓当兵，提高军队战斗力）——每一条都戳中了既得利益者的痛点：地主恨“方田均税法”，因为逃不了税了；商人恨“市易法”，因为赚不了垄断的钱了；贵族恨“保甲法”，因为得自己出钱养兵了。

这些人联合起来反对王安石，还找了个“理由”：“天旱了，是王安石变法得罪了上天，得罢免他才能下雨。”神宗本来就有点动摇，一看天确实旱了，就找王安石谈话：“老安啊，要不你先歇会儿？”王安石急了：“天旱跟变法有啥关系？要是变法能让上天发怒，那之前那么多年灾荒，难道是祖宗之法得罪了上天？”

可神宗还是没扛住压力，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回江宁（现在的南京）隐居。临走那天，他跟神宗说：“变法不能停，停了就全完了。”神宗点点头，可没了王安石，变法就像没了主心骨，地方官更乱来了。

第五章复相与罢相：改革“孤勇者”的无奈退场

王安石走了没一年，宋朝的财政又紧张了，辽和西夏还趁机来挑事，神宗急得睡不着觉，又把王安石叫回京城当宰相——这就是“复相”。

王安石回来后，发现情况比他走的时候还糟：他提拔的人，比如吕惠卿，居然跟他对着干，想抢他的位置；地方官把变法搞得一塌糊涂，老百姓怨声载道；司马光等人天天在神宗面前说“变法不行”。王安石想重新整顿，可神宗没以前那么信任他了，每次他提建议，神宗都要犹豫半天。

有次王安石想严惩一个搞坏“青苗法”的地方官，神宗说：“算了吧，这人是韩琦的亲戚，别得罪人。”王安石叹了口气：“皇上，要是怕得罪人，这改革就别搞了。”神宗没说话，王安石知道，他俩的“搭子”关系，已经有了裂痕。

更让王安石心寒的是，他的儿子王雱（pāng）因为跟吕惠卿斗，气出了病，没多久就去世了。王雱是王安石的骄傲，从小就聪明，还帮他改变法章程，儿子一死，王安石像丢了半条命，天天坐在家里发呆，连班都不想上。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又一次提出“罢相”，这次神宗没挽留，同意了。王安石收拾东西回江宁，临走前，他站在宫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皇宫，心里五味杂陈——他干了五年变法，想让宋朝变强，想让老百姓过好，可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儿子去世”的下场，到底值不值？

回江宁后，王安石买了个小院子，叫“半山园”，天天种点花、写点诗，再也不谈变法的事。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我做的是对的，只是运气不好。”——其实他心里清楚，不是运气不好，是宋朝的“病”太重了，他开的“药方”虽然对，但病人不愿意喝，还把药碗砸了。

有次苏轼路过江宁，特意去看他。苏轼之前也反对变法，被贬到黄州，俩人本来是“政敌”，可见面后，居然聊得很投机。苏轼说：“你当年的变法，有些地方确实太急了。”王安石说：“我知道，可我要是不急，等宋朝更弱了，就没机会了。”苏轼又问：“那你现在恨那些反对你的人吗？”王安石笑了：“恨啥？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只是想法不一样罢了。”

那天俩人聊到天黑，苏轼走的时候，王安石送他到门口，说：“以后常来，我这儿有好酒。”——你看，不管是改革的“战友”还是“对手”，到最后，都成了懂彼此的“老朋友”。

第六章晚年：北宋“佛系隐士”的烟火生活

王安石晚年的生活，跟他当官的时候完全是两个样。以前他是“卷王”，天天忙得脚不沾地，现在他是“佛系隐士”，日子过得慢悠悠的。

他在半山园种了不少树，有松有竹，还有他最喜欢的梅花。每天早上，他起来先浇花，然后坐在院子里读会儿书，中午吃点简单的饭菜——还是老习惯，不讲究，有啥吃啥。下午要么跟邻居下棋，要么去附近的山上散步，遇到农民就聊聊天，问问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有次他去山上散步，忘了带钱，想买个梨吃，老农认出他是“前宰相”，说：“大人，梨您拿着吃，不要钱。”王安石非要给，老农没办法，收了他一个铜板。后来王安石每次去，都提前带点钱，或者带点自己种的菜，跟老农换东西——他从不把自己当“大官”，只把自己当“半山园的老王”。

他还爱写诗，晚年写的诗特别“接地气”，比如“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没有大道理，全是身边的小事，读着让人觉得舒服。还有那首《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有人说这是他写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坚持的事，就像梅花一样，再冷也会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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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也有“不佛系”的时候。有次朝廷派人来江宁，说要把“免役法”给废了，王安石听说后，气得几天没吃饭，跟人说：“免役法是好事，废了老百姓又要受苦了！”可他已经不是宰相了，只能干着急，最后只能叹口气：“我老了，管不了了。”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得了重病，躺在床上，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这时候有人告诉他：“司马光当了宰相，把你当年的变法全废了。”王安石听了，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没说出来，只是掉了滴眼泪。

没过多久，王安石就去世了，享年六十六岁。消息传到京城，神宗（这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是哲宗继位）追赠他为“太傅”，司马光虽然反对他的变法，却也说：“王安石这个人，虽然固执，但人品没问题，是个忠臣。”

结语：一个“不完美”却很可爱的改革者

聊完王安石的一生，你会发现，他不是个“完美的圣人”——他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他急功近利，变法的时候没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他甚至有点“邋遢”，不爱收拾自己。

可他也是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他当官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点，让国家变强点”；他明知改革会得罪人，会让自己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可还是敢干；他就算晚年隐居，还是关心老百姓的死活，还是觉得自己的变法“没做错”。

宋朝有很多文人，比如苏轼，会写词会画画，活得潇洒；比如司马光，会编《资治通鉴》，活得稳重；可王安石不一样，他像个“愣头青”，一头扎进“改革”的泥潭里，不管不顾地往前冲，就算摔得满身是泥，也不回头。

现在有人说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有人说他“把宋朝搞垮了”，可不管怎么说，王安石的一生，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这就够了。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敢坚持理想、敢干实事的人，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就像他自己写的诗：“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王安石的一生，没有“至”，没有让宋朝变得像他想的那么强，可他“尽吾志”了，所以他无悔，我们也该为他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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