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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刘秉忠（第2页）

不过建国号只是第一步，刘秉忠还得帮忽必烈“搭班子”——也就是建立元朝的官制。以前蒙古帝国的官制很简单，就“万户”“千户”“百户”，管打仗还行，管治国就不行了。刘秉忠就参考汉人的官制，给忽必烈设计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御史台管监察。忽必烈一看，觉得挺清楚，当场就批准了。

有个蒙古贵族不服气，跟忽必烈说：“陛下，咱们蒙古人不用汉人的官制，以前那样挺好的。”刘秉忠当场就反驳：“王爷，以前咱们蒙古人只有几十万，现在咱们管着几千万人，要是还用老办法，肯定管不过来。就像您以前只放一百只羊，用鞭子就行；现在您放一万只羊，不得找几个牧人帮忙吗？中书省、枢密院就是您的‘牧人’。”那个贵族被说得哑口无言，再也不敢反对了。

除了官制，刘秉忠还帮忽必烈制定了“俸禄制”。以前蒙古官员没有固定工资，全靠打仗抢东西，或者向百姓要“好处费”，百姓苦不堪言。刘秉忠就跟忽必烈说：“陛下，得给官员发工资，不然他们总抢百姓的东西，百姓会造反的。”忽必烈问：“那钱从哪儿来？”刘秉忠说：“可以按土地收税，商人收商税，只要收得合理，钱就够了。”忽必烈点点头：“行，就按你说的办。”

俸禄制推行后，元朝的官员再也不敢随便抢百姓的东西了，百姓的日子好了不少。有次忽必烈微服私访，见百姓在街上摆摊做生意，笑得很开心，就跟刘秉忠说：“子聪，你这俸禄制不错，百姓不骂我了。”刘秉忠笑着说：“陛下，百姓要的不多，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会拥护您。”

这时候的刘秉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僧袍的和尚了。忽必烈觉得刘秉忠功劳太大，就劝他还俗：“子聪，你别当和尚了，我给你封官，让你娶媳妇，过正常人的日子。”刘秉忠一开始还推辞：“陛下，我当和尚习惯了，不用当官。”忽必烈不答应：“你不当官，怎么帮我管朝政？我已经给你起了个俗名，叫‘刘秉忠’，以后你就用这个名字。”

刘秉忠没办法，只能还俗。忽必烈还给他找了个媳妇——张家的姑娘，温柔贤惠。刘秉忠结婚那天，忽必烈还亲自去祝贺，跟他说：“子聪，以后你就是我元朝的大官了，可得好好干。”刘秉忠点点头：“陛下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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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俗后的刘秉忠，还是保持着和尚的习惯：生活简朴，不贪财不好色。忽必烈想给他赏钱赏地，他都推辞：“陛下，我有房子住，有饭吃，够用了。”有次忽必烈硬塞给他一万两银子，刘秉忠转头就把银子分给了家乡的穷人。忽必烈知道后，更佩服他了：“刘秉忠真是个清官，别的官员都抢着要赏赐，就他不要。”

第六章设计元大都：“首席建筑设计师”，画出北京的“第一版蓝图”

忽必烈定都大都，可大都该怎么建？没人知道。蒙古贵族们都觉得“随便建几座帐篷，再建个皇宫就行”，忽必烈却不答应：“大都要是建得不好，人家会说我元朝没本事。”这时候，他又想到了刘秉忠：“秉忠，大都的建设，就交给你了。”

刘秉忠早就研究过中原王朝的都城设计，当场就答应了。他还拉上了郭守敬，说：“守敬，你懂水利，帮我解决大都的供水问题；我来设计都城的布局，咱们俩合作，肯定能建出最好的都城。”郭守敬点点头：“行，秉忠兄，我听你的。”

刘秉忠设计元大都，有个核心原则：“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简单来说，就是皇宫在南边（前朝），市场在北边（后市），祖庙在东边（左祖），社稷坛在西边（右社）。这种布局，是中原王朝都城的“标准配置”，刘秉忠用这个布局，就是想告诉天下人：元朝是中原王朝的延续，不是外来的“蛮夷”。

可蒙古工匠不理解，跟刘秉忠说：“刘大人，皇宫为啥要建在南边？咱们蒙古人都喜欢把帐篷建在北边，晒太阳方便。”刘秉忠耐心解释：“咱们现在建的是都城，不是帐篷。皇宫建在南边，大臣上朝的时候，面朝北对着皇宫，显得尊敬；要是建在北边，大臣上朝面朝南，就成了‘背对着皇宫’，不礼貌。”工匠们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按刘秉忠的设计来建。

还有个难题：大都的水源不够。那时候大都附近只有一条永定河，水又浑又少，不够百姓和皇宫用。郭守敬就跟刘秉忠说：“秉忠兄，我觉得可以把昌平的白浮泉引到大都来，白浮泉的水干净，水量也大。”刘秉忠点点头：“好主意，你赶紧去办。”

郭守敬带着工匠，修了一条“白浮堰”，把白浮泉的水引到大都，还在大都城里修了“通惠河”，连接大运河。这样一来，大都的百姓有了干净的水，南方的粮食也能通过大运河运到大都，再也不用怕缺粮了。忽必烈看到通惠河的水哗哗地流进大都，高兴坏了，跟刘秉忠、郭守敬说：“你们俩真是我的‘左右手’，大都有了水，就活了！”

刘秉忠设计元大都，还特别注重“细节”。比如都城的街道，他设计成“棋盘状”，横平竖直，方便百姓出行；街道两旁还种了柳树，夏天能遮阴，冬天能挡风。有次忽必烈在大都的街道上散步，见百姓在柳树下乘凉聊天，就跟刘秉忠说：“秉忠，你这街道设计得不错，比和林的土路强多了。”刘秉忠笑着说：“陛下，都城不仅要能住，还得舒服，这样百姓才愿意来。”

元大都建了整整八年，公元1279年，终于建成了。这座都城，周长三十多公里，有十一座城门，皇宫、官署、寺庙、市场、民居一应俱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之一。后来明朝、清朝都以元大都为基础，改建了北京城——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最早的蓝图，就是刘秉忠画的。

忽必烈站在皇宫的城楼上，看着脚下的元大都，跟刘秉忠说：“秉忠，要是没有你，就没有这座大都。我该怎么赏你？”刘秉忠摇摇头：“陛下，能看到大都这么繁华，能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对我最好的赏赐了。”忽必烈叹了口气：“你啊，总是这么不求回报。”

第七章佛系官员的日常：不贪财、不好色，却爱“管闲事”

刘秉忠官至“太保”，封“赵国公”，是元朝的“一品大员”，可他的生活，却比普通官员还简朴。他在大都的房子，就几间普通的瓦房，没有花园，没有假山，跟别的大官的豪宅比起来，寒酸得很。有次张文谦来他家做客，见他家的桌子还是旧的，就跟他说：“秉忠兄，你好歹是赵国公，换张新桌子吧。”刘秉忠笑着说：“桌子能用就行，换新的浪费钱。”

忽必烈知道后，想给他盖座豪宅，刘秉忠却推辞：“陛下，我一个人住几间瓦房就够了，盖豪宅没用，还得雇人打扫，麻烦。”忽必烈没办法，只能作罢。

刘秉忠不仅不贪财，还特别“爱管闲事”。有次他在街上散步，见一个蒙古士兵欺负老百姓，抢老百姓的菜篮子，刘秉忠当场就上前制止：“士兵，你是保护百姓的，怎么能抢百姓的东西？”那个士兵见刘秉忠穿着官服，不敢顶嘴，赶紧把菜篮子还给老百姓，灰溜溜地走了。老百姓感激地说：“谢谢刘大人。”刘秉忠摆摆手：“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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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元朝的财政大臣阿合马想增加赋税，跟忽必烈说：“陛下，现在国库有点紧，咱们可以多收点税。”忽必烈有点心动，就找刘秉忠来商量。刘秉忠当场就反对：“陛下，现在百姓刚过上好日子，要是增加赋税，百姓又会受苦。国库紧，可以减少官员的开支，比如把那些没用的官署撤了，不用养那么多闲人。”忽必烈觉得有道理，就没同意阿合马的主意。阿合马气得不行，却不敢跟刘秉忠作对——毕竟刘秉忠是忽必烈的“红人”。

刘秉忠还特别关心“教育”。他跟忽必烈说：“陛下，要想治好天下，得先让百姓有文化。咱们可以在大都建所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忽必烈点点头：“行，你去办吧。”刘秉忠就建了“国子学”，请许衡当老师，教蒙古贵族和汉人子弟读书。有次忽必烈去国子学视察，见学生们在朗诵《论语》，高兴地说：“秉忠，你这主意好，以后咱们元朝的人，都能读书识字了。”

不过刘秉忠也有“头疼”的时候——他的儿子刘兰。刘兰小时候很调皮，不爱读书，总喜欢跟别的小孩打架。刘秉忠就亲自教他读书，还跟他说：“兰儿，你爹以前是和尚，没读过多少书，你得好好读书，将来帮陛下治国。”刘兰听了，就开始认真读书，后来还成了元朝的“礼部尚书”，跟刘秉忠一样，成了个清官。

刘秉忠的妻子张氏，也是个贤惠的人。她知道刘秉忠不爱花钱，就自己织布做饭，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有次忽必烈的皇后察必想给张氏送些珠宝，张氏却推辞：“皇后娘娘，我家里有衣服穿，有饭吃，珠宝对我没用，您还是送给需要的人吧。”察必皇后叹了口气：“刘大人和夫人，真是一对清官夫妻。”

第八章一生落幕：忽必烈哭了，大都百姓罢市送行

公元1274年，刘秉忠陪忽必烈去上都（也就是以前的开平）避暑。那时候刘秉忠已经五十八岁了，身体不太好，路上受了风寒，到了上都就病倒了。忽必烈很着急，派了最好的太医去给刘秉忠看病，还天天去看望他。

有天刘秉忠清醒过来，跟忽必烈说：“陛下，我可能不行了。我死后，您要好好待百姓，别轻易打仗，别增加赋税。大都的建设，您要让郭守敬接着办；国子学，您要让许衡接着管。”忽必烈握着刘秉忠的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秉忠，你别说话，好好养病，你还得帮我管朝政呢。”

可刘秉忠的身体越来越差，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忽必烈听到消息后，当场就哭了，跟身边的大臣说：“秉忠跟着我三十多年，没要过一点赏赐，没犯过一点错，现在他走了，我少了个能跟我唠知心话的人。”

忽必烈下令，把刘秉忠的灵柩运回大都，按照“一品大员”的规格下葬，还追赠他为“太傅”，谥号“文贞”（后来元仁宗又改谥号为“文正”，这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荣誉）。

刘秉忠的灵柩运回大都那天，大都的百姓都出来送行，有的甚至罢市，站在街道两旁，哭着喊“刘大人”。有个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灵柩前，说：“刘大人，您帮我们建了大都，帮我们减了赋税，我们还没来得及感谢您，您怎么就走了？”

刘秉忠被葬在了大都的西南郊（今北京卢沟桥附近）。后来忽必烈每次路过刘秉忠的墓地，都会停下来祭拜，跟他说：“秉忠，我听你的话，没轻易打仗，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你可以放心了。”

刘秉忠的一生，堪称“传奇”：从邢州的少年书生，到云中山的佛系和尚；从忽必烈的“非典型谋士”，到元朝的“总设计师”；他没打过仗，却帮忽必烈坐稳了汗位；他没学过建筑，却设计了元大都；他没当过“品牌策划”，却给蒙古帝国换了“大元”这个国号。

有人说，刘秉忠是“元朝第一文臣”；也有人说，他是“把草原帝国拉进文明时代的人”。但对刘秉忠自己来说，他可能只是想“渡天下人”——就像他当年在云中山当和尚时说的那样。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本事、有担当，能为百姓做事，就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就像刘秉忠，一个和尚出身的文臣，却用自己的智慧，改变了一个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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