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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李宝嘉（第2页）

连载还没写完，麻烦就找上门了。有个被影射的官员，派手下拿着银子来找李宝嘉：“李先生，这五百两银子您拿着，把书里那几段改改，别让人认出是我。”李宝嘉把银子推回去，笑着说：“大人，我写的是‘官场现形’，不是‘某个人现形’——要是您觉得书里的人像您，那说不定是您自己对号入座了。”手下气得脸都红了，放下狠话：“你等着，我们大人不会放过你的！”李宝嘉却一点不怕：“我要是怕，就不写这本书了。”

还有些官员想封报馆，李宝嘉就找朋友帮忙——上海的文人、报馆老板都支持他，联名写了封信给两江总督，说“《官场现形记》是‘醒世之作’，让老百姓知道官场的真相，才能让官场变好”。两江总督怕事情闹大，只好作罢。李宝嘉笑着跟吴趼人说：“你看，只要我写的是实话，就有人帮我——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谁对谁错，他们清楚得很。”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官场现形记》已经连载了二十多回，成了上海最火的“畅销书”。有人把连载的内容抄下来，装订成小册子，在街头巷尾卖，一毛钱一本，比《三国演义》还卖得好。有个考生去考科举，在卷子上引用了《官场现形记》里的话，主考官看了不仅没生气，还批了句“南亭亭长之书，可醒世，可警人”——这大概是对李宝嘉最大的肯定。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本书快要写完的时候，李宝嘉的身体垮了。他天天熬夜写稿，又要应付官员的刁难，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他把大部分钱都投到报馆和写作上，自己天天吃咸菜稀饭），得了严重的肺病，咳嗽得连笔都握不住。妻子哭着劝他：“别写了，身体要紧啊！”他却摇摇头：“我得把这本书写完，我答应过老百姓，要让他们看到官场的‘全脸’，不能半途而废。”

第四章多才多艺：“南亭亭长”不只是“官场吐槽博主”

很多人提到“南亭亭长”，就想到《官场现形记》，想到他吐槽官场的样子，其实李宝嘉可不是个“只会写官场段子的作家”——他会画画、会写戏曲、会编灯谜，还懂音律，简直是个“清代跨界艺术家”。

李宝嘉的画，跟他的文章一样，满是“讽刺味儿”。他最爱画“官场人物图”，画里的官员要么挺着大肚子（代表贪污），要么弯着腰（代表讨好上司），要么闭着眼睛（代表不管老百姓死活）。有一回，他画了幅《群官图》，里面有个官员的帽子上插着一根“钱串子”，手里拿着“百姓诉状”，却扔在地上，旁边配了句诗：“官帽插钱串，诉状当废纸；百姓喊冤苦，他说‘没看见’。”这幅画在上海的画坊里展出，老百姓看了都拍手叫好，官员看了却气得扭头就走。

他还会画“民间生活图”，比如《茶馆听书图》《码头卸货图》，画里的老百姓要么笑得开心，要么累得满头大汗，特别真实。有个画商想花一百两银子买他的《码头卸货图》，说“我把这幅画卖给洋人，能赚两倍的钱”。李宝嘉却摇摇头：“这幅画是给老百姓看的，不是给洋人当‘稀罕物’的——你要是想卖，就按原价卖给老百姓，别赚黑心钱。”画商只好作罢。

李宝嘉的戏曲写得也很精彩，尤其是“讽刺小戏”。他写过《爱国歌》《新茶花女》等好几出戏，语言通俗，情节有趣，还藏着对时事的看法。比如《爱国歌》里，他写了个“假爱国”的官员：天天喊着“要爱国，要抗洋”，背地里却跟洋人做生意，把国家的矿产卖给洋人，还说“我这是‘以洋制洋’”。这出戏在上海的戏园子里演出时，台下的老百姓一边笑一边骂，戏园老板说：“南亭亭长的戏，比那些‘才子佳人戏’好看多了——既解闷，又让人明白道理。”

他还会编灯谜，而且专编“官场灯谜”。比如“谜面：官员收礼（打一成语）”，谜底是“贪得无厌”；“谜面：知县升知府（打一俗语）”，谜底是“花钱买官做”。这些灯谜在上海的茶馆里流传很广，老百姓没事就互相猜，猜中了还会哈哈大笑：“南亭亭长这灯谜，真是说到咱们心坎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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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嘉还懂音律，会弹琵琶。他弹的琵琶曲不是“阳春白雪”的名曲，而是自己编的“民间小调”，比如《官场叹》《百姓苦》，曲调里满是对官场的愤懑和对老百姓的同情。有一回，他在朋友的聚会上弹《官场叹》，弹到“官员贪污老百姓苦，哭声传到天上去”时，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睛。朋友说：“伯元，你这琵琶弹得比唱的还好，比那些戏子的曲子有味道多了。”

其实，李宝嘉的这些“多才多艺”，都跟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在常州时跟老仆人学过画画，在上海时跟报馆的排版师傅学过刻字，跟戏园子里的戏子学过戏曲——他从不把自己当“文人”，而是把自己当成“老百姓中的一员”，所以他的画、他的戏、他的灯谜，都带着“老百姓的烟火气”，老百姓都爱听、爱看、爱玩。

有一回，上海的老百姓给李宝嘉送了块牌匾，上面写着“百姓喉舌”四个大字。李宝嘉捧着牌匾，眼睛都红了：“我这辈子没当过大官，没发过大财，可我能成为‘百姓喉舌’，能为老百姓说几句话，就够了。”妻子笑着说：“你看，老百姓都记着你的好呢。”

李宝嘉还特别关心“新事物”。那时候西方的报纸、书籍刚传到上海，很多文人都觉得“洋人的东西不好”，李宝嘉却主动去学——他跟洋人学英语，虽然只会说“hello”“thankyou”，但能看懂英文报纸的标题；他看西方的小说，觉得“洋人写小说也会吐槽社会，跟我写《官场现形记》差不多”。他还在自己的报馆里开了个“新事物专栏”，介绍“火车怎么跑”“电灯怎么亮”，跟老百姓说“洋人的好东西，咱们也能学，也能用——只要别像官员那样，把洋人的坏东西也学来就行”。

有个年轻人问李宝嘉：“先生，您又写文章、又画画、又写戏，不累吗？”李宝嘉笑着说：“累是累，可我觉得有意思。我这辈子，就想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让官场干净一点——我写文章是为了骂贪官，我画画是为了让大家看清贪官的样子，我写戏是为了让大家笑着骂贪官，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第五章身后名：“南亭亭长”如何成为不朽的“醒世符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38岁的李宝嘉在上海的南亭里走完了他的一生。临终前，他把《官场现形记》的手稿交给妻子，断断续续地说：“把……把稿子交给吴趼人……让他帮我……写完……别让老百姓……等急了……”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支写了无数“官场吐槽”的毛笔。

李宝嘉去世后，吴趼人按照他的遗愿，整理了《官场现形记》的手稿，又补写了几回，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版了完整的版本。书的扉页上写着“南亭亭长李宝嘉着吴趼人补订”，一出版就卖疯了——上海的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老百姓宁愿花一个月的工钱，也要买一本回家看；甚至连北京的官员，都偷偷托人买，想看看“书里有没有写自己”。

《官场现形记》很快就成了“清代第一谴责小说”，还被翻译成了英文、法文、日文，传到了国外。法国的汉学家马伯乐读了之后，说“这个中国作家，用幽默的笔调写出了官场的黑暗，比西方的讽刺小说更有力量”；日本的作家夏目漱石也说“《官场现形记》里的官员，跟日本明治时期的贪官很像，这是一本‘全人类的醒世书’”。“南亭亭长”这个名号，也跟着这本书，传遍了全世界。

在李宝嘉的家乡常州，老百姓为他建了个“南亭祠”，祠堂里挂着他的画像，画像下面写着“百姓喉舌，官场镜鉴”。每年清明，都有老百姓来祠堂祭拜，给画像前摆上他最爱吃的常州麻糕——有个老人说：“南亭亭长为老百姓说了一辈子实话，咱们不能忘了他。”

民国时期，《官场现形记》还是“畅销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官场现形记》乃谴责小说之集大成者，南亭亭长以其敏锐之观察，幽默之笔调，揭官场之丑，醒国民之魂，功不可没。”茅盾也说：“我小时候最爱读《官场现形记》，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当官的不是都像戏里演的那样‘清正廉洁’——这本书让我学会了‘睁眼看世界’。”

到了现代，《官场现形记》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话剧、评书，成了“长盛不衰的IP”。比如1997年的电视剧《官场现形记》，里面的“华中堂”“钱典史”等角色，让观众看得又气又笑；还有评书大师单田芳讲的《官场现形记》，在电台里播放时，听众来信堆成了山，都说“单先生讲的南亭亭长的故事，比现在的电视剧还好看”。

有人说，李宝嘉这辈子太短了，才38岁就走了，要是他能多活几年，肯定能写出更多好作品。可要是他真的多活几年，说不定会因为得罪太多官员，连《官场现形记》都写不完——就像他自己在书里写的：“人生在世，能做一件对得起老百姓的事，就不算白活。”他用38年的人生，做了一件对得起老百姓的事，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每当有人翻开《官场现形记》，读到“官员贪污”“买官卖官”的故事时，还会忍不住拍桌子骂；读到“老百姓受欺负”的故事时，还会忍不住心疼——这就是“南亭亭长”的厉害之处：他写的是清代的官场，可里面的人和事，却能让不同时代的人都“感同身受”。

就像南亭里的那盏油灯，虽然李宝嘉已经不在了，但油灯的光，却一直照着后来的人——照着大家看清官场的真相，照着大家守住心里的正义，照着大家为老百姓多说几句话。这就是“南亭亭长”李宝嘉——一个用幽默写尽官场黑暗的“吐槽大师”，一个用生命为老百姓发声的“醒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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