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约在了杜仲基的私人书房。
这不是“仲基制作”那间充满显示屏与分镜图的现代化办公室,而是他位于城西旧公寓顶楼的家,一个几乎不对外人开放的空间。
记者是位四十出头、以深度文化访谈见长的女士,姓苏。
当她被引入这间书房时,第一感觉是“静”。
不是无声的静,而是一种被书籍、纸张、木头和时光包裹起来的、沉甸甸的“安宁”。
房间不大,三面到顶的书架塞得满满当当,书籍排列不算特别整齐,有些书脊磨损,有些夹着便签,充满了被反复翻阅的痕迹。
窗边一张宽大的老旧书桌,摊着几本打开的书和一本写满批注的笔记本。
窗外是老旧小区的屋顶和远处的新城天际线,有种奇特的时空交错感。
杜仲基穿着简单的灰色毛衣,正在用小铜壶烧水,准备泡茶。
“苏老师,随便坐。”他指了指书桌对面一张看起来同样年岁不小的藤椅。
采访从一杯清茶开始。
没有寒暄节目成绩,没有谈论行业动态,苏记者很聪明地将第一个问题,抛向了这个房间本身。
“杜导,这间书房,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它更像个……学者的书斋,而不是综艺导演的工作室。”
杜仲基笑了笑,环顾四周,目光里有一种主人回到熟悉领地的放松。
“这里是我充电和‘躲清静’的地方。做节目在外面跑,脑子被各种具体事务塞满,回来这里,翻翻书,发发呆,才能把那些漂浮的念头沉一沉,想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
他抿了口茶,“做《极挑》最疯的那几年,我几乎不回这里。觉得看书太‘慢’,解决不了现场瞬息万变的问题。后来,是这里‘救’了我。”
话题自然引向了阅读。
苏记者问:“《向往生活》有一种独特的‘文学感’和‘社会学洞察’,这在国内综艺里非常罕见。很多人好奇,这种气质的源头在哪里?是否和您的阅读有关?”
杜仲基没有直接回答,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手指轻轻划过一排排书脊,像抚摸老友的脊背。
然后,他抽出了几本书,走回来,一本本放在书桌上。
“谈不上指导,更不敢说源头。但这些书,还有很多人,在我想不明白的时候,给过我光,或者至少,给过我一面镜子,让我照见自己的迷惘。”
他最先推过来的,是几本关于“生活本身”的书。
最上面是一本旧版的《瓦尔登湖》(梭罗着),书页泛黄,边角卷起。
“年轻时读,觉得是避世者的呓语,太‘作’。自己摸爬滚打一圈,被名利场和速度焦虑裹挟得快窒息时,再翻开,才读懂里面那种对简单生活近乎执拗的诚实探索,和对内在节奏的坚决扞卫。”
他抚过书皮,“做《向往》,某种程度上,是想在镜头里,笨拙地实践一点点梭罗在湖边做的事——剥离冗余,看看维持生命最本质的温暖,究竟需要什么。不是隐居,是在众声喧哗中,尝试建立一种微小而自足的生活秩序。”
旁边是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和《凿空》。
“刘亮程写的是新疆的村庄,但他的文字有种魔力,能把最卑微的事物——一把铁锨、一阵风、一头驴——写出神性,写出它们与时间、与土地、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杜仲基眼神有些悠远,“他教会我如何‘凝视’。不是猎奇地看,是带着体温和呼吸,去贴近,去感受。我们拍劈柴、拍生火、拍一株秧苗的生长,那种试图捕捉‘物’之灵魂的笨拙努力,源头或许在这里。拍生活,先得学会看见生活里那些‘不重要’的事物,如何重要着。”
还有一本是日本摄影家、随笔家星野道夫的《在漫长的旅途中》。
“这不是综艺导演该看的书?”杜仲基自问自答,“但它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做‘漫长的注视’和‘寂静的澎湃’。他在阿拉斯加追踪一只熊,等待极光,记录冰雪消融,那种近乎禅定的耐心,和对自然伟大与残酷的平等接纳,深深影响了我对镜头节奏和空镜运用的理解。磨姑屋的很多长镜头和空镜,那种‘让时间自己流淌’的勇气,有他的影响。综艺未必一定要填满,留白处,自有惊雷。”
最后一本是《沈从文文集》(选集)。
“沈从文笔下湘西的‘常’与‘变’,那些在时代洪流中默默生息的人,他们朴素的道德、坚韧的生命力、以及对美和哀伤极其含蓄又极其浓烈的表达……”杜仲基顿了顿,“他让我看到,最动人的戏剧性,往往藏在最平淡的日常褶皱里;最高级的情感,常常以最沉默或最笨拙的方式呈现。何老师递上一杯水,黄老师骂一句‘笨蛋’背后藏着的关心,华华彭彭打闹中的兄弟情,妹妹无声的陪伴……我们努力捕捉的,就是这种沈从文式的、生活自身的诗意与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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