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国这边,齐灵公娶了鲁国女子颜懿姬为夫人,可惜没有生下儿子。
颜懿姬陪嫁来的侄女鬷声姬,生下了公子光,齐灵公把光立为太子。
齐灵公的姬妾中还有仲子和戎子,其中戎子最受宠爱。
仲子生下公子牙,把牙托付给戎子抚养。
戎子仗着宠爱,请求齐灵公改立牙为太子,齐灵公一口答应。
仲子得知后,连忙劝阻:“不行!废除既定的太子不吉祥,而且公子光早已位列诸侯会盟,触犯众怒的事很难成功。
您无缘无故废掉他,是专断、轻视诸侯,用一件难以成事的事去招惹不祥,君王将来一定会后悔。”
齐灵公却固执地说:“这事由我说了算。”
于是把太子光迁到东部边远之地,命令高厚做公子牙的太傅,正式立牙为新太子,又任命夙沙卫做牙的少傅。
后来,齐灵公病重,齐国大夫崔杼暗中把原来的太子光接了回来。
等到齐灵公病危、无力掌控朝政时,崔杼重新拥立公子光为太子。
公子光复位后,立刻杀死了戎子,还把她的尸体公然陈列在朝堂上示众。
这件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礼法的——按照礼制,妇女没有公开的死刑,即便受刑,尸体也不能陈列在朝堂或集市上。
夏季五月壬辰晦日,齐灵公去世。
公子光即位,是为齐庄公。庄公即位后,马上在句渎之丘逮捕了公子牙。
他认为自己当初被废,全是夙沙卫的主意,夙沙卫害怕被杀,逃到高唐据城叛变。
晋国的士匄此时正率领军队侵袭齐国,大军已经抵达谷地,听说齐国有国丧,当即下令撤军。
在当时的观念里,不乘人有丧事而发动进攻,这是合乎礼的。
同年四月丁未日,郑国的公孙虿去世,郑国向晋国的大夫们发出讣告。
因为公孙虿在之前攻打秦国的战役中立有大功,士匄把这件事禀告给了晋平公。
到了六月,晋平公特地向周灵王请求,希望对公孙虿加以追赐。
周灵王准许,追赐给他大路车,让这辆车跟随灵柩一起出葬。
按照当时的礼制,天子赐车给有功的诸侯大夫下葬,是合乎礼法的荣誉。
眼看鲁襄公十九年春夏前两季居然发生如此之多的事情,依照先前惯例分析其中明暗和利弊诸事,知晓其中的深刻内涵与深意,是王嘉这小子首当其冲的第一要义,只见他仿效原先那样远眺天边不久,紧接着长舒几口气,随后便不紧不慢地缓缓道出他的反思思考和评价感悟之事来。
“老师、师哥师姐常说,读史不只是记年份、记人物、记战事,更要看懂礼、利、势、心四个字。今年这一桩桩一件件,看似杂乱,其实每一件都藏着天下的道理。”
“先看诸侯在督扬结盟,嘴上说‘大国不侵小国’,可转头就抓了邾悼公,划给我们鲁国漷水以西的土地。这说明什么?盟约是虚,实力是实;道义是表,利益是里。晋国是霸主,他说谁对谁就对,他说谁错谁就错。所谓的公道,从来都握在强者手里。可也正因如此,小国才能借着霸主的威势,保全自己、拓展疆土,这就是乱世里的生存之道。”
“再看晋国的荀偃,一身毒疮、临死不肯闭眼,士匄发誓继续伐齐,他才瞑目。这便是‘志不竟,死不休’。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心中装的不是身家性命,不是身后荣辱,而是国家未竟的功业。他到死都记挂着伐齐,这是忠,是信,是担当。也难怪士匄最后感叹,小看了这位大丈夫。一个人能把使命看得比生死还重,无论敌友,都值得敬重。”
“季武子铸林钟、刻战功,臧武仲却直言劝谏,这段更是让我心惊。功劳可以有,但不能炫耀;胜利可以记,但不能骄狂。我们鲁国是借着晋国的力量才取胜的,自己张扬战功,看似风光,实则是在激怒齐国,是取祸之道。臧武仲看的不是一时的脸面,而是长远的安危。这让我明白:懂得克制,比懂得争取更难;知道退让,比知道进攻更高明。”
“而齐国的内乱,才是最让人警醒的。齐灵公因为宠爱戎子,随便废立太子,破坏规矩、违背人心,最后身死政乱,公子光杀宠妾、陈尸体,公子牙被抓,夙沙卫反叛,一国之内乱成一团。这便是君不君,则国不国;废长立少、内宠乱政,从来都是亡国之兆。权力一旦任由私心摆布,礼义崩坏,祸乱就会跟着来。连女子尸体陈于朝堂这种不合礼的事都做得出来,齐国的秩序,已经彻底乱了。”
“还有士匄听说齐国有丧便撤军,晋平公为郑国公孙虿请天子之赐,这两件事虽小,却守住了一个‘礼’字。伐丧不义,是仁;念功行赏,是义。哪怕是战争年代,人心深处也还守着一条底线。正是这条底线,让天下不至于彻底沦为弱肉强食的丛林。”
“这么一看,今年发生的所有事——结盟、征伐、生死、废立、劝谏、封赏,没有一件是偶然的。
算力可以算清土地、人口、赋税、兵力,可算不透人心;
典籍可以记下礼法、制度、条文、典故,却装不下变局。
真正的学问,是从史书里看见:
什么是大势,什么是人心,
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
什么是一时之胜,什么是长久之道。”
“我从前只盯着竹简上的算筹、数字、公式,以为那就是学问。
如今才真正明白:算力,是用来安邦定国的;而史书,是教我们如何不把国家引向危亡的。
算得清数目,只能算小成;
看得透治乱兴衰,才是真正的大道。”
刹那间,伴随的时间与空间的变幻转移…
鲁襄公十九年的秋天,八月时节,齐国朝堂的权力纷争愈演愈烈,大夫崔杼在洒蓝这个地方,下令杀死了同为齐国大夫的高厚,随后顺势兼并了高厚名下的全部家财与封邑,将其势力彻底纳入自己麾下。《春秋》一书中记载这件事时,只简单写道“齐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并没有明确写出凶手是崔杼。这并不是遗漏,而是有深层的用意——因为高厚此前一味服从齐灵公昏庸无道的命令,执意辅佐被废的公子牙,违背礼制、扰乱朝纲,本身就罪有应得,所以《春秋》不提及崔杼,暗含着对高厚罪责的认定,也不将此事定性为单纯的权臣弑杀。
与此同时,郑国的局势也十分动荡。大夫子孔执掌郑国国政后,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凡事都凭自己的心意决断,从不听取国人的意见,也不与其他大夫商议,久而久之,国人对他的不满日益加深,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于是,郑国人趁机追究此前“西宫之难”以及楚国攻打纯门战役中,子孔所犯下的罪责——这两件事里,子孔都有失职与专权之举,间接给郑国带来了祸患。子孔知道自己罪该当罚,为了保住性命,他立刻召集了自己的甲士,又联合子革、子良两家的私人武装,一同守卫自己的府邸,企图抵抗国人的讨伐。
甲辰这一天,子展、子西两位大夫顺应民心,率领郑国百姓一同攻打子孔的府邸。双方展开激战,最终子孔的武装抵挡不住,子孔被当场杀死。之后,国人瓜分了子孔的家财与封邑,彻底清除了子孔在郑国的势力。《春秋》记载此事时,同样写道“郑国杀死他们的大夫”,与齐国之事不同,这里的记载是为了责备子孔——责备他执掌国政时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不顾国人意愿,最终落得身死财灭的下场,是咎由自取。
这里还要说说子孔的身世与牵连之事:子然、子孔,都是宋子的儿子;士子孔,是圭妫的儿子。在郑国君妃之中,圭妫的地位仅次于宋子,两人平日里关系十分亲近,受母亲的影响,子孔与士子孔也来往密切、互相扶持。郑僖公四年的时候,子然就已经去世了;到了郑简公元年,士子孔也离开了人世。子孔掌权后,一直暗中辅助子革、子良两家,三家势力相互勾结、关系紧密,几乎如同一家一般。也正因为这样,子革、子良在子孔被杀后,也受到了牵连,被视为子孔的同党,无法在郑国立足。无奈之下,子革、子良只好逃离郑国,投奔到了楚国,后来子革在楚国得到重用,担任了右尹一职。子孔被杀后,郑国人推举子展主持国政,让子西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又立子产为卿,郑国的政局这才渐渐稳定下来。
视线再回到齐国,此前夙沙卫因为害怕齐庄公的报复,逃到高唐据城反叛,齐国大夫庆封奉命率军包围了高唐,却久攻不下,始终无法攻破城池。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十一月,齐庄公亲自率领大军前往高唐,亲自督战包围城池。齐庄公在城下,远远看到夙沙卫站在城墙上,便高声呼喊他的名字,夙沙卫见状,竟然下了城墙,来见齐庄公。齐庄公询问他高唐城内的守备情况,夙沙卫却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没有什么守备”。齐庄公听后,向他作了一揖,夙沙卫也回礼致谢,随后便重新登上了城墙,继续坚守。
夙沙卫回到城上后,心里清楚,齐庄公亲自督战,齐军很快就会逼近城墙、发动猛攻,必须做好充分的防守准备。于是,他下令让高唐城内的百姓和士兵都饱饱地吃了一顿,养足精神,全力应对齐军的进攻。可他没想到,城内早已有人暗中投靠了齐庄公——齐国大夫殖绰、工偻会,趁着夜色,悄悄从城墙上放下绳索,将城外的齐军士兵拉进了城内,里应外合,很快就控制了高唐城。夙沙卫被擒后,齐庄公为了泄愤,也为了警示其他反叛之人,下令在军中将夙沙卫剁成了肉酱,以此严惩他的反叛之罪。
这一年的冬天,鲁国也在加紧防备——都城西侧外城的城墙开始动工修筑,动用了大量民力,日夜赶工。之所以要紧急修筑西外城城墙,核心原因就是鲁国担心齐国在经历内乱、平定反叛之后,会前来报复鲁国(此前鲁国参与诸侯伐齐,又侵占邾国土地,与齐国结下嫌隙),修筑城墙就是为了加固城防,抵御可能到来的齐军进攻,保全鲁国都城的安全。
不久之后,齐国与晋国达成和解,两国在大隧这个地方举行盟誓,正式结束了此前的敌对状态,重新建立友好关系。也正因为齐、晋两国讲和,鲁国大夫穆叔(叔孙豹)奉命与晋国大夫士匄在柯地相会,进一步巩固鲁国与晋国的同盟,同时商议齐、晋讲和后,中原诸侯之间的相处事宜。会面期间,穆叔进见晋国大夫叔向,吟诵了《诗经·载驰》的第四章,借此表达鲁国对晋国的依附与信任,以及希望晋国能继续庇护鲁国的意愿。叔向听后,明白穆叔的用意,郑重回应道:“我羊舌肸(叔向的名)岂敢不接受命令。”明确表示晋国会继续与鲁国交好,庇护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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