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消朝廷的疑虑,曾国藩做了三件“自断臂膀”的事。
第一件是“裁撤湘军”。太平天国刚灭,他就主动上奏,说湘军“征战多年,疲惫不堪”,请求裁撤大部分兵力。朝廷正怕他拥兵自重,看到奏折后立马批准。曾国藩雷厉风行,不到半年就裁撤了二十多万湘军,只留下少数兵力防守边境。这一下,朝廷的戒心少了一大半。
第二件是“捧弟弟,避风头”。曾国荃在攻打天京时立了头功,但他性格暴躁,得罪了不少官员,有人弹劾他“纵兵抢掠”。曾国藩赶紧上奏,把功劳都推给曾国荃,同时替他“请罪”,说自己“管教无方”。他还让曾国荃主动辞职回乡,避避风头。后来曾国荃再次出山,官越做越大,全靠曾国藩这步“以退为进”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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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是“谨言慎行,不结党”。以前他还敢给皇帝提意见,比如道光年间他曾上奏批评皇帝“做事犹豫”,气得道光皇帝差点把他革职。但平定太平天国后,他变得异常谨慎,奏折只说“好话”“实话”,不说“逆耳话”;跟官员交往,只谈工作,不谈私事,避免被人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有次慈禧太后问他“如何整顿吏治”,他只说“慢慢来,不可操之过急”,没提任何具体方案,生怕说错话。
但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免不了被卷进政治斗争。同治九年,天津发生了“天津教案”:当地百姓怀疑法国天主教堂拐卖儿童,愤怒之下焚烧了教堂,杀死了二十多个外国人。朝廷派曾国藩去处理这件事。
这是个“烫手山芋”:处理轻了,外国人不满意,可能引发战争;处理重了,百姓骂他“卖国贼”,同僚弹劾他“软弱无能”。曾国藩到了天津后,一边安抚百姓,一边跟法国公使谈判。他查明教堂并没有拐卖儿童,但为了平息事态,还是处死了十几个带头闹事的百姓,赔偿了几百万两银子。
结果不出所料,曾国藩成了“众矢之的”。百姓骂他“汉奸”,把他的画像烧了;文人写文章骂他“晚节不保”;连他的老乡都觉得丢脸,说“再也不认他这个曾公”。曾国藩心里委屈得不行,他在给儿子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清名,毁于一旦。”但他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当时清朝国力衰弱,根本打不过法国,只能“委曲求全”。
这件事之后,曾国藩的身体越来越差,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和眼疾。同治十一年,他在南京病逝,享年六十二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谥号“文正”,这是清朝文官的最高荣誉。
回看曾国藩的官场生涯,他就像在权力漩涡里走钢丝的人:既要有本事干实事,又不能功高震主;既要跟同僚搞好关系,又不能结党营私;既要忠于朝廷,又要兼顾百姓。他的“生存术”,说到底就是“谨守本分,以退为进”——不贪权,不恋位,干该干的事,说该说的话。这种智慧,让他在波诡云谲的官场里,活成了“教科书级”的存在。
第六章家庭“CEO”:被家书撑起的曾氏家族
曾国藩不仅是官场“大佬”,还是个妥妥的家庭“CEO”。他一生写了两千多封家书,从教育子女到管理家族,从为人处世到理财持家,事无巨细,堪称“清朝版家庭管理手册”。而正是这些家书,撑起了曾氏家族的百年兴旺。
曾国藩的家庭观念很简单:“家运之兴,在于和睦、孝道、勤俭。”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也要求家人这么做。
先说“和睦”。曾家兄弟五个,曾国藩是老大,下面有四个弟弟。他在外做官打仗,最担心的就是家里兄弟不和。有次二弟曾国潢和三弟曾国华吵架,曾国藩听说后,立马写了封长信,把两人都骂了一顿,说“兄弟本是同根生,怎能因小事反目?”他还规定,兄弟之间要“每日通信,互报平安”,有困难要互相帮忙。后来曾国华战死沙场,曾国藩悲痛欲绝,主动承担起照顾他家人的责任,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在他的影响下,曾家兄弟从来没红过脸,反而互相扶持,个个都有出息:曾国荃成了封疆大吏,曾国潢在家乡办教育,曾国葆战死沙场,被追赠官职。
再说“孝道”。曾国藩虽然常年在外,但对父母极其孝顺。父亲曾麟书生病时,他连夜赶回家,亲自喂药、擦身,守在床边半个月。母亲去世后,他按规矩守孝三年,期间不喝酒、不娱乐,甚至拒绝了朝廷的任命。他还要求子女“事亲要勤,敬亲要诚”,比如给父母请安要准时,说话要和气,不能惹父母生气。有次他的儿子曾纪泽因为一点小事跟祖母顶嘴,曾国藩知道后,立马写信骂他“不孝之极”,让他跪在祖母面前认错。
最重要的是“勤俭”。曾国藩官越做越大,俸禄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保持着“农民本色”。他在京做官时,家里只有两个仆人,妻子还要自己织布做饭;当了两江总督后,他规定家里“每日三餐,只准一荤一素”,衣服破了要缝补,不能随便换新的。他给子女定了“三不准”:不准穿华丽衣服,不准吃山珍海味,不准坐轿子。有次曾纪泽想买件新棉袄,曾国藩说“旧棉袄补补还能穿,没必要浪费”,硬是没同意。他还教育子女“靠人不如靠己”,不能靠父辈的光环过日子。曾纪泽后来成了着名的外交家,靠的不是父亲的爵位,而是自己学的英语和外交知识;曾纪鸿成了数学家,也是靠自己刻苦钻研,没沾父亲一点光。
除了这些,曾国藩还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不要求子女“一定要考中进士”,但要求他们“读好书,明事理”。他在信里给子女推荐书单,比如《论语》《孟子》《史记》,还教他们读书的方法:“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不能囫囵吞枣。”他还鼓励子女培养兴趣爱好,曾纪鸿喜欢数学,他不仅不反对,还主动给他找老师;曾纪芬喜欢书法,他就亲自教她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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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得的是,曾国藩从不“护短”。子女犯了错,他从不包庇,而是严厉批评,让他们知错就改。有次曾纪泽考试作弊,曾国藩知道后,把他关在书房里反省三天,还写了篇《改过说》让他背诵。他说:“小错不改,必成大错;小时不教,长大必败。”
在曾国藩的教育下,曾氏家族出了一大批人才:除了曾纪泽、曾纪鸿,还有曾广钧(诗人)、曾昭抡(化学家)、曾宪植(革命家)等等。从清朝到民国,曾家没有出过一个纨绔子弟,反而代代有英才,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家族”。
有人说,曾国藩的家书是“治家圣经”。其实说到底,他的治家之道无非就是“做人要正,做事要勤,待人要和”。这些朴素的道理,放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这也是曾氏家族百年兴旺的根本原因。
第七章历史的“双面镜”:曾国藩的争议与真相
提到曾国藩,历史上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中兴名臣”“千古完人”,有人说他是“汉奸刽子手”“封建卫道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得从他做的两件事说起:镇压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
先说说“刽子手”的骂名。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后期沦为内乱,但前期确实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它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儒家文化,甚至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而曾国藩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杀人无数,尤其是攻破天京后,湘军纵兵抢掠,火烧全城,死伤百姓不计其数。当时就有人骂他“曾剃头”,说他“杀人如剃头”。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他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帮凶”,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但换个角度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也有他的理由。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烧毁儒家经书,破坏传统文化,烧杀抢掠,危害了社会稳定。他在《讨粤匪檄》里写道:“粤匪焚书坑儒,毁灭礼教,此乃千古未有之祸。”在他的价值观里,“维护礼教”“稳定社会”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必须镇压太平天国。而且,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贪图享乐,互相残杀,早已失去了初心,湘军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心所向”。
再说说“卖国贼”的骂名,这主要来自天津教案。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处死了无辜百姓,赔偿了大量银子,确实让人失望。但当时的清朝,刚刚经历太平天国之乱,国力衰弱,根本无法与法国等列强抗衡。如果不妥协,法国很可能发动战争,到时候受苦的还是百姓。曾国藩自己也知道这是“背黑锅”,但他还是做了,用自己的清名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此事我知骂名难免,但为国家计,不得不为之。”
除了这两件事,曾国藩还有些“槽点”。比如他是个“理学信徒”,讲究“三纲五常”,反对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他还镇压过捻军起义,手上沾了不少鲜血。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全部。曾国藩在很多方面,都配得上“名臣”的称号。
在军事上,他创立的湘军,改变了清朝的军事制度,从“世兵制”变成了“募兵制”,为后来的军队改革提供了借鉴。他发明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虽然看着“笨”,但充满了实用主义智慧,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军事思想。
在政治上,他清正廉洁,从不贪污受贿,当了十几年封疆大吏,去世时只留下几千两银子,连丧葬费都不够。他还大力提拔人才,比如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些人后来成了洋务运动的核心力量,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文化上,他重视教育,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培养了第一批近代人才。他自己也是个文学家,是“湘乡派”散文的代表人物,他的家书和日记,至今仍是研究清朝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的“个人精神”影响了无数人。他从一个“笨人”变成“完人”,靠的不是天赋,而是“坚持”和“反思”。他的“日课十二条”,他的“打落牙齿和血吞”,他的“居安思危”,这些品质至今仍能给我们启发。毛泽东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把曾国藩的家书当成“枕边书”,天天研读。
其实,曾国藩就是一面“历史的双面镜”:他有维护封建统治的局限性,也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贡献;他有冷酷无情的一面,也有温情脉脉的一面。评价他,不能非黑即白,而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不是“千古完人”,也不是“十恶不赦”,他只是一个在乱世中挣扎、坚守自己信念的普通人,一个有优点、有缺点的真实的人。
第八章结语:“笨人”的成功学,为何能火三百年?
曾国藩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依然被频繁提起,他的家书被当成“成功学宝典”,他的人生被当成“逆袭模板”。为什么一个“笨人”的故事,能火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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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成功,不是靠天赋,不是靠家世,而是靠“普通人也能做到的方法”。他的“成功学”,没有捷径,没有秘诀,只有四个字:下笨功夫。
他读书,不是靠过目不忘,而是靠“读十遍不如背一遍,背十遍不如写一遍”;他带兵,不是靠奇谋诡计,而是靠“选对人、练强兵、筹够钱”的笨办法;他做人,不是靠油嘴滑舌,而是靠“真诚、宽厚、谨慎”的笨态度。他告诉我们:天赋不够,努力来凑;智商不高,情商来补。只要肯下笨功夫,普通人也能逆袭。
他的“成功学”,还有一个核心:反思。曾国藩写了一辈子日记,每天都在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今天是不是说了废话?”“今天是不是偷懒了?”“今天是不是得罪人了?”这种“自我反省”的习惯,让他不断改正缺点,不断进步。就像他自己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虽不及古人,然亦不敢懈怠。”这种反思精神,放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功学”里,还有“敬畏心”。曾国藩功成名就后,从不得意忘形,反而更加谨慎。他知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所以主动裁撤湘军,主动避避风头。他告诉我们:成功时要懂得收敛,得意时要懂得敬畏。这种“居安思危”的智慧,是很多人缺少的。
当然,曾国藩的“成功学”也有局限性。他的时代是封建王朝,他的“忠君爱国”带有封建色彩,他的“勤俭持家”也过于苛刻。但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他的坚持,学习他的反思,学习他的敬畏心。
在这个追求“速成”“捷径”的时代,曾国藩的故事就像一剂“清醒剂”。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靠脚踏实地的积累和反思。
或许,这就是曾国藩能火三百年的原因——他的故事,给了每个普通人希望:只要肯下笨功夫,肯反思,肯敬畏,就一定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像他在家书里写的:“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记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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